乌尔王朝与中国青铜文化比较研究.docVIP

乌尔王朝与中国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对于世界范围内不同青铜文化的研究,多数学者主要是集中于器物本身的造物设计形式,而对器物形式起源的分析相对较少。青铜文化的发展不应仅仅是关注器物的形式,更应该关注器物设计形式的缘由。对比乌尔王朝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途径可以发现,在古代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生产资料是不同青铜文化发展缘由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中国与乌尔王朝的青铜文化走向千差万别的起始。而在现代设计中,对现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的调配与重构,对产品制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青铜文化 乌尔王朝 生产方式 　　 　　青铜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代表,也是世界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中心。对于世界范围内不同青铜文化的研究,学界多是集中于青铜器本身的设计形式,以及形式变化发展的规律总结,而对青铜器的设计形式起源差异及其相关缘由的分析相对较少。 　　我们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与研究,对比古代不同文明的生产方式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生产方式对青铜器设计形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生产关系与社会文化的影响。物质文明“多源论”的观念是有理可寻的。 　　 　　一、铜矿的来源和储备是青铜器造物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铸造法制造青铜器,俗称铸铜,与其相对的另一种制造方式是锻造法,即依靠锻打的方式来对铜材造形。这两者都是青铜器生产方式中生产技术的重要内容。中国的青铜器均为铸造法所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其他青铜文明的发展都是采用铸造法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世界各地青铜器制造方式之发展道路确有着千差万别的途径。如乌尔王室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无论贵贱,一律使用靠敲击金属薄板成型的锻造方式而成,而不是铸造。乌尔王朝的工匠并非不具备铸造铜器的能力,但稍大些的器具,不管是单体还是浮雕镶板,都采用包裹于木质或是沥青模芯外的薄制铜板拼接而成。这些薄制容器中有的器壁厚度仅有1毫米。① 　　关于中国青铜器使用铸造而不是锻造的缘由,贝格立先生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的金属加工业更自信依靠铸造工艺去制造其他地区采用锻制工艺制造的器物”,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一个“经济问题”,即中国的铜器制造业从来不会因为铜矿资源的匮乏而受到任何限制,源源不断的矿藏是中国“铸造”青铜器的基础,这一点对于近东甚至西亚地区来说,都望尘莫及。埋藏于中国三代时期墓葬中的青铜器之数量与单个个体器物之体量,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造物而言,是个不可想象的资源浪费,也因此,这些远古近东地区的工匠总是采用锻造技术来制器,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 　　从远古时代的这些历史文明的对比中能发现一个客观事实或是规律,那便是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前提下,生产资料的匮乏会使得一个文明不得不采用落后的而不是先进的技术作为生产的主要方式。当然,这种所谓的“落后”的技术或许会在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并最终变成为一种“先进”的技术。例如,古代乌尔人高超的锻制铜器技术一定是古代中国人所不能及的,但生产资料的来源却能改变生产方式的发展途径,从这点上讲,生产资料实际上也在决定和促使生产技术的选择和发展。或许生产技术的成熟能使人类找到和利用新的生产资料,但这种影响是外在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因范畴,最初的生产技术仍决定于生产资料的选择。 　　二、生产技术的不同,使得青铜器的造物设计取向发生了偏移 　　首先是青铜器本身的设计属性,即形制与纹饰。 　　锻造的生产方式几乎不可能将设计较为厚重的青铜器作为生产对象,因为青铜的硬度过高,如果器物的周壁过于厚实,则靠锻打方式无以成形,因此锻造的对象只能是器壁相对很薄、体积相对较小的铜器。而这种形制的决定性因素,几乎也限制了青铜器的功能范围。似乎这些体积相对较小、周壁相对较薄的铜器,更适合于日常生活使用的各种容器,用来盛装液体或是重量不大的散形固体较为合适,至于这些厚度仅有1毫米左右的器皿能否用来加热或是烹煮食物,无疑,相对于中国古代的青铜容器而言,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就铜器的形制与纹饰之工艺质量而言,乌尔王朝早期的锻制方式,可能在表现上更优于古代中国的铸造方式,因为锻制毕竟是手工精细的、小范围的打造,这种制造技术总是从局部到整体再到局部的反复造型、修改模式,使得制造的对象能在长时间的打造雕琢下逐渐趋于完美,工艺上的表现无疑很优秀。相对而言,铸造方式就没有这么自由和灵活了。或许对于中国古代的工匠而言,在土模上进行造型和雕琢纹饰的过程依旧是个随心所欲、不受时间限制的过程,能够反复地修改、对比和完善,但从翻范的工序开始,很多细节便成为诸多不可确定的非人为因素了,这种工序的劳动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形制与纹饰在范上的印制表现远不及土模上的工艺质量,例如司母戊方鼎器身周壁上的棱脊两面长短不一,器身又向外凸出的弧度等,就是因为陶范的质量所致。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