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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会计伦理思想的源流比较及启示 　　摘要：中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从根本上造成了会计伦理思想的差异，包括：“性善论”和“性恶论”对会计伦理价值的塑造；情理精神和理性主义对会计伦理逻辑的导引；示范伦理和规范伦理对会计伦理行为的影响，等等。这给我们构建中国会计伦理框架带来全新的启示。 　　关键词：会计伦理；源流：比较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3－0021－03 　　 　　不论是从“管理活动论”还是“信息系统论”出发，从本质上来说，会计是一门涉及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学科，与伦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可以说，会计学科的演进和发展可以溯源到人类文化语境，并根植于人类伦理学的研究。中西方文化语境、伦理范式、道德维度的差异，从根本上造成了会计伦理思想的差异，这种文化上的碰撞也会对我们构建中国会计伦理框架带来全新的启示。 　　 　　一、“性恶论”和“性善论”对会计伦理价值的塑造 　　 　　中西方伦理文化中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为会计伦理奠定了价值基础，并由此形成一系列会计约束机制和制度。 　　西方文化中的“性恶论”来源于《圣经》，基督教的原罪说就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华等，皆持人性为恶的观点。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认为“人性本恶，一般人的性情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好变无常，虚假、怯懦、贪婪”。霍布斯则将人性理论归结为“两条最为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其中一条是所谓“自然欲望公理”。亚里士多德指出，“常人既不可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法规)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诋和理智的体现”。西方会计伦理流派建立在人性“自利”的价值基础上，着力于建立防范“人性恶”走向“社会恶”的内部控制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稳定有序的运行。因此，西方会计伦理的“诚信素质”，不仅仅是指人品和情操意义上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对人履行责任、实践诺言的机制保障。 　　而东方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是以“性善论”为基石之一构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首创“性善论”的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进一步以“趋善性”来定义人性的本质，这种“趋善性”是“天”赋予“人”的，是一种人人都具备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明代大儒王阳明也提出“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因此孔孟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人也以“见不贤而内省”的自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的慎独，来达到约束和保障的目的。可以说，东方文化有关人性本善的假设强调人应该超越自我以达到一个内圣外王的程度，通过伦常习俗、教化感召和德性修养，来维护和协调会计各方关系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实现人和社会发展的合理与和谐。 　　 　　二、理性主义和情理精神对会计伦理逻辑的导引 　　 　　中西方文化中的“情”和“理”不仅为会计伦理文化提供了基调和底色，还直接导引了会计伦理逻辑的发展路径。 　　西方文化以理性主义为伦理逻辑基础，崇尚理智、逻辑、科学，提倡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和进步精神，典型代表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这种理性主义为会计伦理乃至会计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三大理论基石。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经济人”的行为体现为对自己偏好最大化的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影响个人或经济组织的关键性因素。二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交易行为中，任何经济信息的取得、使用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任何组织管理行为包括会计不能不考虑交易成本，成本效益原则是对会计行为和其他行为的经济约束。三是受托责任理论。资源的受托方接受委托管理委托方所交付的资源，受托方因此承担了合理、有效地管理与运用受托资源，使其尽可能保值增值的责任。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本质是理性获利”，而“理性获利过程和行为是靠会计来调节的”。根据这种论断，会计的本质应该是“按理性原则来核算和调节经济活动”，这和西方重视理性主义，并倚重观察、调查、实验等外在求实手段是一脉相承的。 　　东方则以情理精神作为人际关系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的逻辑基础，崇尚情感、本能，宣扬神秘主义、信仰主义和直觉主义。情理精神表达了以情为源、以情为本、情理交融的特有文化精神，在现实中表现为“天理无非人情”、“王道本乎人情”、“王法本乎人情”，甚至“人情大于公理”、“人情大于王法”等，在一定程度，为普世价值服从于特殊私情、法制精神让位于人伦情理提供了文化温床。“重情、讲理、轻法”这一文化痕迹同样也烙印在会计伦理方面，如高度重视人情、依赖人情，轻视公道、法律、法规、原则，在处理具体的经济事务时，往往从人情至上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把制度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