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类合同纠纷案件引发法律思考.docVIP

从两类合同纠纷案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摘要: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的案件(即所谓的刑民交叉案件)与日俱增。此类案件既涉及民事实体法,也涉及刑事实体法,既涉及民事诉讼程序,也涉及刑事诉讼程序,错综复杂,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图从笔者近年来所经办的两类案件出发,对刑民交叉案件所涉及的民商事合同效力、当事人责任承担、先刑后民的适用及限制、刑民判决冲突等方面展开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民交叉;先刑后民;适用;限制 　　 　　第一类案件: 　　 　　2003年以来,浙江省永嘉县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四位基层信用社负责人分别因挪用资金罪、贷款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被责令退赔挪用的资金。他们挪用资金的方式一般有四种:冒名或虚构姓名贷款,截留借款人归还的贷款自用,借名贷款,搭贷。借名贷款指信用社负责人征得借款人的同意,由借款人到信用社办理相关贷款手续,而贷款由其实际使用;搭贷指借款人到信用社贷款时,负责人征得借款人的同意在他的借款合同中搭车贷款,搭贷部分由其实际使用。四个刑事案件被告共挪用资金132笔,合计造成信用社损失500余万元。刑事判决生效后,由于各罪犯无财产可供执行,县信用联社以名义借款人、担保人及被搭贷人与挪用人恶意串通,共同实施欺诈行为为由向我院提起赔偿诉讼共126件,要求后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上述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民事合同效力、当事人的责任承担,试分析如下: 　　 　　一、关于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中的合同效力的确定 　　这批案件的审理无法回避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效力的确定。在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时,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素来争议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1)只要刑事上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其所签订的合同应一律认定无效。(2)基于刑事犯罪和民事合同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行为人涉嫌犯罪,也不影响民事合同的效力,即应认定合同有效。(3)在刑事上构成诈骗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等,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1]在受欺诈方为金融企业,且签订有担保合同的情况下,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2]我们认为上述第1、2两种观点都太过绝对,不符合事实,缺乏法律依据,而第3种观点虽然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也体现了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但是既然已构成犯罪,则即是侵犯了国家利益,公权力在一定程度的介入是必要的,而不能完全依靠意思自治,同时这也不利于公正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本案中的名义借款人、担保人及被搭贷人。 　　笔者认为,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的具体情形不同,对民事合同效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即应区别情况认定民事合同的效力。例如,“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职务或授权范围内,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将依合同关系取得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则行为人可能构成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此种情形不能以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而认定合同无效。因为此时个人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单位的行为,即职务行为,在单位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节,合同内容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至于之后的贪污行为其受害者也是单位而非第三人,与第三人无合同上的联系,故此时单位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但如果行为人一开始便以非法占有公私财产为目的,并通过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的财物,也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依据是该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3]在刑事犯罪中,行为人既有欺骗的客观行为,造成他人财物的实际损失,也有骗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意图,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有骗用他人财物。 　　一般认为:如果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的,对于该行为所造成经济损失而提起的民事合同之诉,则应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按照返还和赔偿的原则判令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4]笔者认为判断民事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有二:第一,该合同是否成为犯罪的工具或手段,如是则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当然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作综合分析认定。第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授权行为,该行为的受害人是何方当事人。如果既属于职务行为,同时受害人仅是所在单位,则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否则应为无效。因为如属于职务行为,则行为人在合同中的地位应是单位的代理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如果合同的相对方并未参与犯罪,为保护其合法权益,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总之,不能以行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