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范式到三视角谈中国新闻史研究路径创新.docVIP

从“两范式”到“三视角”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 　　摘要：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亦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种种创新。然而，一方面成果寥寥，另一方面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新闻史的书写，归根到底，就是根据“新闻”的内容，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用语言描述和解释中国新闻活动发展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可以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 　　关键词：新闻事业史范式革命报刊史范式；大历史；本体性；互动式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5.04.06 　　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新闻史学前辈吴廷俊先生借用杜赞奇的说法，即“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这种状态让新闻史学界呈现出一种“集体焦虑”，也催生了进一步讨论路径创新的必要性。 　　因此，笔者不打算以流行的“范式”话语来阐释己见，而是回归到研究的视角转换上。毕竟，“新闻史”究其实质只是一种著述形式。选择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为例，是因为说明的方便，并无事先挑选的成分，同时笔者也相信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尝试的角度，适用于中国新闻史的一般性研究。 　　一、对新闻事业史研究范式的批判 　　传统新闻史研究范式，首先是由《中国报学史》开创的新闻事业史范式。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作者戈公振。绪论中，他将报学定义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戈氏编写《中国报学史》的目的是梳理中国现代报纸的产生、发展，并以此为切入角度，以报业的兴衰展示社会文化变迁。全书除绪论外，按照时间顺序――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之后、报界之现状――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重点介绍了几个报业发达城市和几家大报的新闻事业，概括了每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特征。同时，在《中国报学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描述中，戈公振系统引入了一系列新式概念和术语，如言论自由/政府布控、商业化/职业化、西方/中国、政府/民间、官报/外报/民报、报纸/杂志/通讯社、报界/社会、国人/外人、新闻/评论/副刊/广告、采访/编辑/发行、维新/革命，等等。通过运用这些核心概念对过去的中国新闻史进行分割、分类、描述，呈现出一个清晰的中国新闻时空场域。 　　简单来说，《中国报学史》以陈述报业发展为主，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兼及论述，史论结合。通俗来讲，全书一方面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叙述次序，以体现新闻事业发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把整个中国新闻史划分成若干个各具特征的时期，以体现不同时期间的发展性。 　　《中国报学史》这两方面的尝试，实际上是在中国传统史志编修“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等规范准则基础上，将新生的新闻学与传统规范相结合产生的中国新闻史写作体例模式。加上新闻史研究对史料的重视，《中国报学史》确立的新闻事业史范式对后来中国新闻史著述的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叙述话语的特征多有变动，历史分期也各自不同，但以由核心概念和术语构成的叙述话语对新闻事业的变迁进行分期描述，成为直到今天新闻史著述还在普遍使用的方式。 　　或许是受到传统史志编修的影响，学界对新闻事业史范式的批判还算温和。学界在指出新闻事业史研究范式的特征可归结为“微观?实证?事态”――“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惮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外，也不得不承认戈氏科学严谨的求实态度，对新闻史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心而论，新闻事业史“微观?实证?事态”的特征在新闻史学科开创初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就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前期研究成果而言，新闻事业史范式的特征十分明显。以《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为例，两书不约而同对战时重庆报纸、广播、通讯社活动梳理得清清楚楚，对表现突出的重点媒体，如《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和一些广播电台的沿革、发展、重要活动介绍得非常翔实，《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更是不惜笔墨为这些重点媒体贴上“标签”，专节论述。《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广西新闻事业史（1897-1949）》等则对相关地区的新闻事业作出细致人微的考证，如后者对战时迁入广西的报纸35种、桂林出版的报纸15种、柳州出版的报纸7种、南宁出版的报纸10种、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