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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制度到行动体制缝隙与“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 　　摘要：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媒体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场域，它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运作的复杂性和情境性。基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建构一种动态的关于媒体从业者“行动”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放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进行观察，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如何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运作的，最终形成一种协商型的新闻专业主义。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国家与社会；实践社会学；协商型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5-0097-06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所实行的媒介体制以及对媒介控制方式的转变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话语建构和职业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进行了产业化的改革，国家转变了对媒体的控制方式，商业力量也通过各种手段对媒体施加影响，中国媒体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特征带来了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混乱和危机。另外，尽管执政党依然拥有控制媒体的权力，但经过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媒介体制改革，媒体拥有了部分的独立空间，与政党新闻不同的专业主义新闻范式逐渐形成，为媒体进行专业主义的身份建构提供了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和业界期望能够建立一种专业主义的新闻规范模式，并以之作为媒体在转型时期的复杂权力格局下建构自身职业身份的基础。 　　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诞生于西方20世纪初期。它既是政治权力对媒体进行规训的权力话语，也是业界回应政治和商业权力而界定的关于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是进行职业控制的一种方式，以便为公众提供更为复杂和直接的服务。它有助于建立职业成员的道德共同体。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新闻媒体被认为其职责是追求事实的真相，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新闻界应该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领域，反抗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对新闻媒体的渗透。学者陆晔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专业主义”的概念除了具有专业技能、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这些职业特征之外，它还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有多重维度，但西方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媒介组织的权力话语，这种权力话语是新闻从业者进行自律的规范，也是媒介组织对新闻从业者进行“有距离控制”的手段。这一权力话语是由媒介组织的领导与新闻从业者共同塑造的。但在中国的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多被视为一种反抗政治和经济控制的权力话语。学界和业界希望依靠专业主义的话语体系建构媒体的职业身份，形成能够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之外的独立职业领域，媒体能够拥有一种可以与政治和商业权力进行博弈的力量。基于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这一想象，国内学术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的成果。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静态的、结构性的分析。这一研究路径的特征在于，研究者往往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出发，来静态地判断某一媒体甚至是具体的新闻报道是否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内涵，具有文本研究和制度分析的取向。 　　这一路径当然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研究者往往秉持一种理想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寄希望于媒体从业者对这一职业理念的实践，但这种静态的研究方式容易走向“现实主义”(即将新闻专业主义理解为一种职业技能，能够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而获得)和“乌托邦主义”(即认为没有媒介体制的变革就不会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却忽视了对新闻从业者“行动”本身的分析。这种静态的、结构性的分析符合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在西方社会中，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平等选择原则，民主政体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新闻业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这三者之间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并且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清晰的领域划分，各种权力的运作都具有稳定性和制度化。媒体从业者的行动也比较规范化和常规化，缺乏“行动的意外”。西方社会和媒体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他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制度――结构的分析视角，偏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职业社会学以及媒介组织自身的角度，将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职业教育、培训、职业进入控制、职业伦理建构等方式；二是探讨政治、商业对媒介组织专业主义的影响。 　　但当这种研究方法被运用到对中国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的分析中时，往往会显得有些简单化，也不能回答一些中国媒体所进行的本土化的专业主义实践问题，因为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新闻实践具有深刻的动态性、权宜性和情境性，专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