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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伉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 　　在我国现代书坛上，刘孟伉先生以其风骨雄健，气格宏博，神采照人的书艺成就，独树一帜，名重巴蜀。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的书法艺术没有得到广泛的介绍，是一憾事。 　　刘孟伉先生（1894―1969），名贞健，字孟伉，四川云阳人，50岁以后称“呓叟”，后书作“????”。幼年从其堂兄刘贞安（字问竹，晚清进士、学者）学习文史、书法、篆刻；6岁至16岁，遍读“十三经”，兹后10年间更广泛研读中国文学要籍，尤致力于文字学之研究；壮岁著《说文解字笺》《六书评议》（今佚）。1927年，他随刘伯承举行泸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先后在云阳、开县、万县等地中学、师范执教。其间，他曾在万县开设“艺薮”装裱店，卖文鬻字刻印；与此同时，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他和一批地下工作者在万县创办国华中学，自任学校副董事长，仅一期，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遂隐于云阳乡下，继续进行文史、小学、书法、篆刻的研究。其时，他的诗、书、印在川东一带已负盛名，从学者甚众。1947年冬，他出任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于崇山密林间艰苦战斗。在解放声中回到万县时，他已是须发花白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川东行署副秘书长、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2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后，即长期潜心于文史、艺术的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其间，他对杜工部诗研考甚精，曾主编《杜甫年谱》，极为海内所重视。所著诗集有《冉溪诗稿》《冻桐花馆词钞》等，清健沉雄，情致高远。在20年中，孟伉先生曾蒙受极左路线的排斥打击，遭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豪放旷达，刚毅不阿，老而弥坚，直至在“文革”浩劫中被迫害逝世。 　　这样坎坷奋斗的不平凡的治学与革命经历，陶铸了刘孟伉先生的情性气质，升华了他的人格，蒙养了他的艺术。 　　七十年华百炼身，只余龙性老难驯。山川能说才无碍，风雨高歌笔有神。[1] 　　当年曾是白沤身，万里烟波不可驯。本意浮游终海甸，何期风雨会山神。即今文史攒多士，共喜头颅称寿人。回首人间真已换，戴河高咏浪沙新。[2] 　　寂寞春归人事改，惜花不改少年心。[3] 　　风骨清癯，双目炯炯，气度超轶，言论潇洒，而又博学多识……读其诗，见其书法，如见其人，生意盎然，惆傥不羁，隐约有唐音而又确是今之人，今之诗人。[4] 　　――这些诗文，使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见孟伉先生那感人的风神、器度和才情！ 　　刘孟伉先生对于前人的书法，进行过深入而广泛的学习借鉴，但他既注重传统，又力主创新，绝不迷信古人。他的为书之道是：“博操约守”，“一收一放”。 　　他对于钟鼎、篆隶、楷草等历代主要碑帖，无不浏览抚玩，择其所好反复临摹，对民间出土不甚知名的碑碣石刻，也寄予浓厚的兴趣，偶有收获即观赏研究、撷取所长。他早年学《郑文公碑》，而后用功既久且博并深得精髓的是欧、颜书和汉碑。其中，尤重《勤礼碑》《大字麻姑仙坛记》《张迁碑》，以至可以通篇背临。对欧阳通楷书，莫友芝篆书，他也多所研习，评价甚高。他说：“执笔无定法，达到运用自如即可。”“学书离不得欧、颜，一是顿笔，一是提笔。”他把“永字八法”概括为“十字两法”，认为千笔万笔，只在一笔的起、行、止之中，由此而生变多样的笔势。对于书法的学习与创作，他主张一收一放，注重个性的发挥。他说：“学书形状好学，难在有个性。”收，指对碑帖的研读临习；放，指恣情任性，放胆创作。收是为了放，在放的指导下收，才易于深入，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在收的基础上放，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必然进入自由，法为我用，因意变法，写出自己的个性来。袁枚《随园诗话》：“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博操约守”，“一收一放”，这是孟伉先生学书的甘苦之言，是他的辩证的方法论。我们看他20世纪30年代所书的《刘贞安传》（刻石），峭健活脱，清丽典雅，可见他对六朝墓志、欧楷及钟繇等多样养分的融而为一。为刘备冢补书的隶书对联，则表现了他在汉隶中取精用宏、熔铸百家为我所役的深厚功力和高超的创作水平。此联写得苍劲深雅，凝重峻拔、而又酣畅自然，非汉代一碑一石所可牢笼，几十年来，深受各方书法人士好评。 　　然而，孟伉先生的书艺创作中，数量最多，最具创意而能表现他个性的，还是行草书。他善用行书的体裁而表现草书的情势。在他那劲疾变化的线条及其空间构造中，渲泄着热烈跌宕的情绪，奔突着畅达不羁的气势，透露出爽朗超轶的风神器度，表现出刚健奋疾的用笔、奇宕俊伟的结构和朴茂洞达的章法。 　　他把篆书，尤其是汉碑的用笔融入行草，出以中锋、藏锋，点画刚健雄浑、意气酣足，如铁铸玉成，提顿起收峻拔果断，多用折锋方笔而笔势拗峭，时或参用草隶的奋笔波磔。这些都暗示了一种刚毅倔强的性格。他吸取颜体正书中笔画横轻竖重的特点，在行草结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