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形式的特征.docVIP

PAGE PAGE 1 中国智慧形式的特征 　　摘要：中西智慧形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则是以个别突破，即通晓细节见长。以实践的智性之光照亮整体结构，以主体悟性构成多方位辐射，道禅赋予形式张力与神秘的东方色彩。 　　关键词：艺术辩证法；艺术学理论；艺术实践；实用；智性；悟性；艺术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040－04 　　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十分欣赏《老子》中的一段话：“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他受到启发，意识到建筑创作中不能不考虑有用的空间。欧美各国一些现代建筑师根据这个道理，批评几千年来建筑艺术把重点放在美化实体上，是颠倒了主次。赖特等西方建筑艺术家，虽仅取老子这一著名的“因有用无”的比喻的基本义，却表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实践的智性的特点。 　　从朴素的辩证逻辑取得方法论，已成为古代中国诸多门类科学的思维方法。出自先秦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这些闻名于世的兵学、医学、农学、天文、艺文各类著作，包裹着丰富深刻的辩证法观念。如兵法中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及奇与正、虚与实、攻与守、分与合、方与圆、动与静、疾与徐、积与疏、盈与虚、众与寡、逸与劳等一系列辩证范畴，都是直接付诸战争实践，并且有利于驾驭战争，是出奇制胜的计谋对策。兵法还与社会斗争、人事经验等连成一体。再如，中医医学模式的整体恒动观、天人相应观、形神合一论、邪正标本论等，无不闪烁着辩证智慧的光芒。中医治疗的最高原则就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平阳秘”，“阴阳调和”。《黄帝内经》中有关“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论述，都体现了阴阳之间互相流转的对立统一的观点。中医学的“阴阳”及有关精、气、神的观念，受《易传》的影响更大。清代医家程芝田在《医法心传》中还提出五行颠倒的观点，即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中医辩证法：如金能生水，水亦能生金，金燥肺痿，须滋肾救肺；水能生木，木能生水，肾水枯槁，须清肺以滋肾；木能生火，火亦能生木，肝寒木腐，宜益火以暖肝；火能生土，土亦能生火，心虚火衰，亦补脾养心等。五行中任意一行，都与其他四行构成生克制化关系，在使之融于阴阳观念之中透射出辩证思维的光辉。 　　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思维，突出表现为实用性与实践的智性。亚里士多德把“思辨的智性”与“实践的智性”，视为人类智性活动的“最早和最原始的划分”。 　　西方辩证法作为“思辨的智性”，并非与实践无关，只是以认识(理性的把握)、而非行动(实践)为目的，抽象思辨高悬于实践之上。中国辩证法作为“实践的智性”，浸透在兵、医、艺、农等具体领域的创造性的直观经验之中，也离不开对实践的感知和认识，只是在经验领域止步了。它作为指导人的活动(行动)的智性，不依靠被理性把握的存在，而达到对某种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的感知的自觉，才是“实践的智性”的生命。 　　中国古代辩证法范畴，正是“实践的智性”的体现，是直观经验把握的定格，同时也因有一定的概括性而具有普遍意义。如出自兵书、医书的不少辩证范畴对立项，乍看是具体经验的，细探究却具有认知的深刻性，具象中显得抽象，单一中包含广义。亦如雅克?马利坦对构成托马斯主义哲学基础的陈述所作的描述：“以最富于变化的形式，又以类似而非单义的方式适合于实践的认识的不同领域。但它对实践的认识的全部领域皆适用。” 　　《老子》中大多辩证法范畴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因为它是在人事经验、兵家经验等广泛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和上升到经验哲学的理论。古往今来，总有人从用兵的角度理解《老子》，这可能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太深，虽然《老子》涉及用兵，并从中能够悟出兵家辩证法之理，却不能说《老子》一书就是兵书。譬如《老子》把“兵法”中列出的明昧、动静、虚实、奇正、左右、强弱、美恶、损益、辩讷等对立项，扩展到了自然现象、人事经验、艺术创造诸领域，成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辩证范畴。正如刘熙载所说：“兵形象水，惟文亦然。” 　　我们不仅能够从“兵”，同时还可以从“艺”、“医”、“农”等不同角度去理解，获得各自的辩证内涵。也正是由于这些辩证范畴，虽是直观经验的定格，却成了对经验的哲学把握，因而它们切入对实践认识的不同领域，乃至在富有奇效的直觉智性的创造中闪烁着理性生命的光彩。这种范畴所具备的把握整体而又具体适用、感性而又理智的特点，正是中国经验思维的辩证法的灵魂，构成中国实践的智性的独特形态。 　　这也表现为辩证法的实用理性，与中国文化的实用性格相融合。老子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