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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户籍文献考察妇女归宗对唐代家庭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从敦煌文献和唐人墓志人手，发现唐代妇女归宁，实际包括妇女长期归宁和夫亡归宗两种情况。出嫁女长期归宗，与亲人“同居共活”，密切了女性与本家的亲缘关系。妇女夫亡归宗，不仅改变了孀妇本家家庭、女儿家庭及其他亲属家庭的家庭类型、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乃至家庭关系，而且也出现了官方户籍登录与生活实态不相符的情况，造成男女比例异常失调的假象，引起学界对于包括敦煌户籍、籍帐、手实理解的争议。本文结合敦煌户籍史料，揭示唐代妇女归宗对家庭和户籍政策的诸多影响，分析官方户籍与家庭实态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敦煌学和唐代家庭史探讨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唐代家庭；妇女归宗；户籍制度；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1―0068-05 　　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历程，一般要经过女、妇、母三种角色的转变，基本的婚姻形式是女子成婚后长期居住夫家，成为夫家正式家庭成员。但是，并非所有的妇女都终老夫家，与这种基本生活形式相对的，就是妇女归宗。据《仪礼?丧服》：“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何以亦期也?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日小宗，故服期也”。这里解释了妇女“为昆弟”服期的原因。由于妇女归宗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和家庭问题，与常态家庭大相径庭。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唐代妇女归宗的研究，较多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却较少瞩目归宗妇女家庭的户籍归属以及与其他亲属家庭的关系，尤其是夫亡归宗中孤儿寡母对于孀妇本家、女儿家庭的诸多影响，同时，也造成对于包括敦煌户籍、籍帐、手实在内的史料理解的偏差和争议。本文拟从敦煌户籍史料和唐人墓志人手，探讨妇女归宗对唐代家庭和户籍政策的影响。 　　唐代妇女归宗，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嫁女独自或与子女一起较长时间居住本家，即长期归宁；另一种是由于丈夫较早亡故而归宗，即夫亡归宗。 　　 　　一　妇女长期归宁与家庭结构 　　 　　关于长期归宁，陈弱水先生有过论述，认为妇女长期归宁“似乎与特殊的事故并无关系，亲情的召唤就是充分的理由”，尤其是“未庙见”等特殊情况，“实际表现的仍是妻子婚后住本家或夫随妻居的情形”。如果丈夫、子女与妇女随居，那么，妇女本家家庭的规模及结构，都会因出嫁女家庭的长期归宁而发生较大变化。 　　但是，长期归宁的妇女本人，及其夫婿、子女似乎并不包括于妇女本家的户籍。由于民间分家析产之风屡禁不止，唐代律令规定，别籍仅限于兄弟、子侄之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说明家庭“同籍”的范围十分有限，其它与远近亲属共同生活的情况，都归之于“同居”了。唐代律令对于是否同籍较为严格，但对于同居就较为宽泛，“同居，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一个家庭内的成员，不管是否属于亲近亲属，不管是否同籍，都可以同居名义聚居在一起。这条律令也说明，归宗妇女及其丈夫和子女，与本家只能论及同居，并未上升至同籍，出嫁女、女婿应有独立的户籍。在敦煌户籍史料中，很少发现有户籍中容留女婿，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虽然长期归宁妇女的小家庭并不与本家亲人同属一个户头，但是，如果这个出嫁女家庭与本家家庭“同居而活”，那么，两个家庭又结合为联合家庭，这种家庭结构无疑加深了出嫁女与本家的各种关系。 　　 　　二　夫亡归宗与家庭结构 　　 　　夫亡归宗的情况较为复杂，前人论述较少，这里试作补充。一般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因无子女或无子守节而归宗。如元和十四年(819)《唐故潞府参军博陵崔公(参戎)夫人琅邪王氏墓志铭》，王氏“十四龄而寡，无子，曩从于寿春郡太守弟宗，后从于尚书郎、柱下史弟公亮，皆祗奉于伯姊，义存于友爱”，在本家守寡六十六年。 　　因子女尚幼或夫家无亲近亲属而归宗。如大中十二年(858)《唐故太原王府君(修本)夫人韦氏墓志铭》，韦氏丈夫早逝，“夫之族无家可归，归于季父母弟之党”。 　　因生活所迫而归宗。如《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李素“七岁丧其父，贫不能家，母夫人提以归，教育于其外氏。” 　　孀妇先归宗后改嫁。如宰相牛僧孺“七岁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后寡母周氏改嫁。 　　以上列举的诸种情况对妇女本家家庭的影响往往不同。 　　1．依养外亲家庭与妇女本家家庭。 　　所谓依养外亲家庭，指那些由于丈夫早逝，孀妇幼孤无力独立生活，但寡母还没有或不愿再嫁而携子投靠寄养于幼孤外家(即寡母本家)的单亲家庭，在依养期间，他们从属于扶养他们的家庭，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残缺家庭向正常家庭的一种过渡。 　　依养外亲家庭实际包括在外亲的大家庭之中，组成了现代意义上所说的联合家庭，或以直系家庭为主体的复杂的联合家庭。据《唐赠尚书左仆射嗣曹王故妃荥阳郑氏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