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有价值的利润”.docVIP

创造“有价值的利润” 　　跑马圈地会获得一种商业利润，而生产好产品同样会获得一种商业利润--但是，利润与利润并不一样。 　　传统机会主义的“商机利润” 　　在商帮、家族、同乡会的商业圈中，最重要的商业原则，是非商业性的“做事先做人”的诚信道德原则――当传统商业利润被认定来源于做人的品德，治理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面向市场的组织治理效率竞争，转向了做人和人际关系上的竞争;人际关系的交往与处理能力，成为了中国人治理的重要话题，而商业权谋与权术也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中“大显身手”。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商业利润是隐藏在“人际关系”中，所以一旦人际关系清亮明确了，反而会失去获取商业利润的机会，所谓的“水至清则无鱼”成为了典型的复杂人际关系的描述。 　　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有大量的企业主缺乏对于组织治理的常识性熟悉;依旧有大量的企业家并不知道一个“组织”，是如何能够象细胞分裂一样、毫不走样的在全球成功复制的。没有这种“组织自我复制能力”，就无法期待着企业通过连锁、并购、战略设计来获取利润;而当这种传统的商业利润来源的模式，被带到了今天的企业组织治理中，就成了典型的不知道利润应该来自何处、而一窝蜂式的盲目跟风了。 　　“个人财富”与“组织利润”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直到今天，在华人圈里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他们个人的巨大财富与他们企业规模、产品的弱小，依旧显得如此的不对称――他们有能力创造并获取巨额个人财富，但却没能造就出一个强大的企业组织、产品品牌。在这个独特的中国商业现象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依旧是沿承下来的传统“商机意识”，即企业组织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唯一的源泉“顾客”，而是来自于人际关系、资源占有、情感投资等等多个层面。虽然这些不同层面的利润来源，看起来是那么的复杂，但其本质依旧是传统商人的“哪里有利润，就往那里走”。 　　现代企业组织治理的本质，是处理“企业组织”与“消费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商业或企业治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期的商业是处理商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对一、面对面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商业关系中，重要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情感交流;而情感交流最重要的原则，是真诚的“诚信”原则，这也是早期中国商人成功的原则;后来的商业是处理商业组织与顾客群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小的商业组织与地域环境顾客之间的关系，诚信原则虽然依旧重要，但不再是唯一的原则，因为当唯一的客户成为一群顾客时，重要的是质优价廉、童叟无欺。 　　从“客户――顾客――消费者”的利润来源演变，表面看起来是从“一”到“一群”数量上的变化，而实际上却是由“熟人世界”走向“生疏人世界”的过程，考验的是商业或企业组织的应变服务能力。“客户”不仅仅是熟人，而且还是朋友，所以情感投入成为必须;而“顾客”经常是围绕商业组织所在地的左邻右舍，他们是一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所以“童叟无欺”变得十分重要;而“消费者”则是一个生疏人的世界，他们不但群体庞大成千上万，而且相隔千山万水分散在各个角落。在生疏人的世界里，个人情感投入式的“诚信原则”与“童叟无欺”，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它们都被法律意义上的禁止与惩罚所替代。 　　假如一个企业将利润来源认定来自某种熟人关系、而不是组织能力本身，那么，无论它由此获取了多少巨额财富，都没有证实组织本身的市场获利能力;假如一个企业采取资源垄断的方式赢得利润，那么，受伤害的将不仅仅是消费者、还有社会和经济进步本身;而通过官商勾结获取财富，我们甚至都无法将他们归入商人或企业家的行列，因为他们除了攫取社会财富，什么也没有创造――事实上，这是一种双向伤害：当企业不能依靠组织能力创造有价值的利润，那么，社会/经济/顾客并不会因此受益;而习惯于通过商机聚敛个人财富的商业或企业组织，也必定而因此昙花一现。 　　绕不过去的“政商关系”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获取财富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一生布满了传奇色彩――本是一个钱庄里“扫地、倒溺壶”的学徒跑街，“借用”了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此后借助升官书生的权势而逐渐发迹，依靠官僚体制生存开钱庄、开药铺，利用官场势力垄断江南蚕丝生意，牟取暴利;事业鼎盛时期官至二品、富甲一时，但终因官场失势和生意失败而倒闭――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红顶商人，竟然成为了中国商人羡慕与学习的榜样，“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在民间流传至今。 　　假如将“政商关系”和胡雪岩式的悲剧，仅仅归咎于当时清朝政府的封闭腐败，那就太肤浅幼稚了。真正需要接受责问的，是“政商关系”商业模式本身--事实上，“政商关系”是一种商业悲剧，在这场商业悲剧中，社会、政府、企业、企业家、消费者等等商业关联者，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商业利润来源，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