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胡人驯狮琥珀佩饰看西方文化因素对辽文化影响.docVIP

从出土的胡人驯狮琥珀佩饰看西方文化因素对辽文化的影响 　　摘 要：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一件胡人驯狮琥珀佩饰，无论从其所用材料――琥珀，还是与其类似的兼具胡人与狮子形象的出土物品来看，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因素对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胡人驯狮；西方文化；辽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15-03 　　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一件胡人驯狮琥珀配饰（标本Y117），置于公主腹部。红色。略呈长方形。正面雕刻胡人驯狮。右面刻1胡人，头缠巾，袒胸，下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双手执驯狮棒；左面刻一狮子，驯伏状。两侧穿1孔。长8.4、宽6、厚3.4厘米[1]。该佩饰无论从其所用材料――琥珀，还是与其类似的兼具胡人与狮子形象的出土物品来看，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因素对辽文化的影响。 　　一、辽代琥珀及其所反应的西方文化因素 　　目前已发掘的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琥珀饰物，根据其用途可分为装饰品、实用装饰品、佛教用品、丧葬用品等，如建平张家营、?p碌科、新民巴图营子以及法库叶茂台等辽墓出土的大量琥珀装饰。其中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琥珀雕饰50多件；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卫国王墓还出土有琥珀璎珞；陈国公主墓出土大量的琥珀珠、精致的琥珀雕刻和装饰等约计千余件，其技艺之精、数量之巨，为以往辽墓中所未曾见。 　　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由于缺乏史料的记载，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辽宁当地所产，有学者认为是来自波罗的海。据《契丹国志》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洲、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里丝。”[2]但《契丹国志》提及的西域诸国及大食国等地都不产琥珀，这些地区也只是琥珀的中转站。美国琥珀专家CurtW. Beck教授曾对香港梦蝶轩所藏以及出土的三颗琥珀珠作过检测，发现其成份与波罗的海的琥珀非常接近[3]，说明辽代的琥珀大部分应产自波罗的海地区，经西亚、中亚的商人转运至辽境。当然，辽代琥珀也可能有少量产自本土。这些琥珀饰物无论是在原料的成份上，还是在题材、纹饰上，都有西方文化的因素。这些琥珀饰物有可能是经中亚、西亚地区直接传入辽朝，也有可能是用进贡的原料由当地工匠雕刻而成，但后者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琥珀入辽的路线，经许晓东综合考证，“欧洲波罗的海琥珀，至少可经三条路线，辗转进入辽境。波罗的海琥珀到达基辅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后，经大水路（即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到达地中海沿岸，然后向东经黑海、里海，抵河中地区。由此可取道三条路线进入辽境。最北方的是所谓的‘皮毛之路’：越阿尔泰山，取道辽之属国辖戛斯、斡朗改，东南至辽西北招讨司所在地镇州可敦城，再往南、往东至上京，乃至中京。其二，越葱岭，自噶什噶尔（Kashgar）沿古代绿洲丝路北线，即取道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居延、高昌，至镇州可敦城，继而东南行至上京、中京。其三，越葱岭，取道疏勒、于阗、沙州、甘州、西京云内州（治今呼和浩特附近）、大同府（治今大同），奉圣州武定军（治今河北省逐鹿县）而抵中京、上京”[4]。 　　琥珀之所以能够通过上述3条路线顺利进入辽朝，与辽朝重视东西方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辽朝建立之后，辽太祖阿保机曾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臣服今内蒙古赤峰地区以西至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山之间的民族，将辽的版图扩大至西域邻近地区，而西域地区恰好是辽与西方交流的中转站。西域诸国中的高昌回鹘与辽地理位置距离较近，且处于中西交通之要冲，“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p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5]。由于高昌处于辽上京?p中京至大食?p波斯?p喀喇汗王国的中间地带，故起到了中西方贸易中转的作用。由于高昌特殊的地理位置，辽在高昌设有榷务，以管理辽朝与西北地区的贸易，两者之间“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6]。除高昌外，辽朝还在其西南靠近西夏的东胜州设置榷务，以处理中外商业往来事务。学者王日蔚曾做过统计，指出回鹘在辽朝以朝贡名义到辽上京的贸易使团达64次[7]。民间贸易更是频繁，以至“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8]。为了管理回鹘商人，辽上京建有回鹘营，作为回鹘商人在上京时的居所[9]。辽圣宗时，在中京近畿亦建有回鹘城，供回鹘商人聚居[10]。可见，回鹘商人在辽朝受到优厚的待遇，辽朝政府对互市和商业贸易极为重视，并通过回鹘与中亚、西亚等国建立了贸易联系，如波斯、大食曾先后朝贡于辽，《辽史?太祖本纪下》载：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天赞三年（924）九月，“大食国来贡”。这是关于波斯和大食同辽朝直接经济交往的明确记录。 　　这些出自西域和中亚、西亚的琥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