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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周朴园形象到素质教育的思考 　　人物形象分析是语文教学 中的重头戏,是无可回避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从教者最感棘手而又无奈的地方。以曹禺笔下的周朴园为例,作者本人谈到:“周朴园这个人可以说是坏到家了,坏到连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坏人的程度……他对侍萍的思恋、怀念,便成了他后半生自欺欺人,经常咀嚼的一种感情了。”①教参认为“周朴园是由一个封建地主转化而成的资本家。他残忍、冷酷、自私、贪婪而又虚伪。”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坏人,却常常引起我强烈的同情与由衷的叹惋 :这正如菲尔丁告诫的那样:“我的可敬的朋友,我们必须警告你,不要因为某人物并非完善便骂他是坏。如有的书虽然能满足我们对完善性人物的追求,但我们在众生的交际中却从来无法与他相遇。说真的,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而已,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正如世界不可能存在玉外纳(罗纳诗人)所描写的那种怪物:纯是罪恶毫无半点美德。”周朴园亦如西方谚语说的那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是天使与魔鬼的善恶复合体,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人。把他当作纯是罪恶的完美的坏人既不符合客观存在,也有悖马克思主义辩证观。 　　周朴园血腥镇压工人,收买工贼分化瓦解工人力量,开除工人代表,故意叫江桥出险淹死两千三百多名小工,从每个小工身上扣了三百块性命钱;唆使矿警开枪打死三十多个工人,这是他的狠毒、虚伪。 　　然而,我们对周朴园的分析止步于对其恶的挖掘举证,甚至把他与侍萍的情感纠葛也简单看成始乱终弃的自私、虚伪、残忍,实在是单纯的感情用事!其实周朴园善的大放光芒和能够激起强烈同情的最现实真切的体现却恰在于此:年轻时,他精神世界尚未受到当时社会和家庭诸种统治观念的充分雕琢与污染,足够的人性本有之善与青年血气方刚的勇毅,使他无畏的冲破了种种爱的俗世羁绊,大胆地与一个下等女佣平等、真诚而热烈的相爱了。年老后,他仍旧情萦怀,把侍萍“顶喜欢的东西”,“从南边移到北边,搬了多少次家,总是不肯丢下的。这屋子摆的样子,我愿意总是三十年前的样子,这叫我的眼睛看着舒服一点”。因她“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而止今被保持了这一习惯,他从来都认为她“很贤惠,也很规矩”;⑤想再次为她修葺坟墓;他喜欢的衣物还是旧衣物;每年忘不了她四月十八的生日。往昔之情绵绵于怀,惜旧物存旧习。睹“旧”思人之故,三十年风雨坎坷也不曾冲淡他对侍萍的真情与思念,这与那些同床异梦、反目成仇、莫若路人、平淡无奇的夫妻生活相比,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难道这是“虚伪”所能包容的事实?更何况三十年后再逢时周朴园也承认:“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保留着,为着纪念你”。“为的是不忘记你,弥补我的罪过”⑥这一切证明了周朴园对侍萍年轻时的深爱与余年无尽的悔疚。 　　至于周朴园为什么在三十年前一个夜晚把侍萍逐出家门,原因有三:其一,周朴园性格不够坚强:其二,在与当时强大的统治势力斗争中他失败了;其三,他们爱情基础的脆弱。剧中,当鲁大海质问周萍为何不娶四凤时,周萍说:“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⑦鲁大海听后也认为:“可是,董事长大爷,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⑧从他们坦诚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统治思想与统治势力是多么的强大而深入人心,政治、经济地位悬殊的鸿沟是极难逾越的,也是断然不许逾越的。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尚且如此,三十年前之状最乐观也不过仅止于此吧。他们的结合是相当危险又极易因妥协而分散的,所以分散不能说明情感的虚伪,而只是在过于强大的习俗前爱的夭亡。 　　三十年后,周朴园与侍萍邂逅周府却不相认与先前真爱并不冲突。一方面,双方现已均有家室,且子女成人;另一方面,历经社会的磨难与光阴的涤荡,使他们心中已没有了先前的热情与浪漫,侍萍心中更多的是怨恨而非爱,周朴园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他有的只是对曾经生活的回忆与歉疚,而没有把昔日之情承担一定的责任与道义。所以三十年前的事件在他们心目中更多的是伤风败俗的悔恨。今天的周朴园已不再是反叛的战士,而沦为统治势力成功改造后的战俘。昨天,他们都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他们会颇加珍惜平静的生活,决不会干出招致身败名裂,祸及两家无辜成员的事来。抛开理智的纵情是对公德的蔑视,必然产生自私的悲剧。 　　我们审视京戏或秦腔戏时,总是奸臣白脸,忠臣红脸,小丑小花脸,狠毒的武夫黑花脸,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大大削弱了艺术的感染力。啊Q之所以感人,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他有农民的质朴,又不乏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自尊又很自卑;他保守却也能溶入革命的浪潮。冈察洛夫笔下感人的奥勃莫夫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改既成的偏见而恢复周朴园本来的面目呢? 　　贾宝玉和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