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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法典看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1997年颁布的《刑法》第163条将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由原来的“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修改为“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根据罪行轻重增加规定了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处罚档次;增加规定了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规定。[1]确定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受贿罪”两项罪名。 　　从《刑法》体系看,虽然我国刑法中未出现“商业贿赂”字眼,但通常认为:我国刑法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是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虽然,理论界有据此将我国《刑法》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与商业贿赂犯罪分离开来,但从第163条的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刑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除了上述第163条外,理当包括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的所有罪名,也就是说商业贿赂犯罪主体既包括公司、企业人员,也包括《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2]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经济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实施的商业贿赂犯罪。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电信、金融、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等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犯罪新的打击目标,这些领域内的单位大都带有一定的公益色彩,并非完全属于公司、企业的范畴,由此出现了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制的真空地带。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及时将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由第163条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理论界对此认识比较一致,均认为是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范围,加大了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力度。 　　理论界的多数说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付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因此只包括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也称“狭义说”。[3]另一种观点即“广义说”,认为只要是以贿赂手段得到获取商业利益的机会,不管贿赂主体或对象是谁,都应视其为商业贿赂,所以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及的罪名包括刑法第163、164条规定的罪名,也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规定的各种贿赂犯罪的罪名。[4]这种观点在实务界是多数说。当前,各种媒体、有关商业贿赂的党政文件以及刑事追诉程序中所使用的“商业贿赂”,都是广义的商业贿赂,笔者认为: 理论界对商业贿赂概念的界说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同界说所涉及的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围不同,由此导致界定的商业贿赂犯罪范围不同。但是从中办《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以及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采纳的都是广义的商业贿赂概念,对商业贿赂行为性质认定与所涉及主体并没有明显区别,只是由于主体的不同,而适用的法律不同,导致的刑罚处罚不同。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工商总局的有关规章和答复采纳的是狭义的商业贿赂概念,但其对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主体的范围也并没有限制。 　　所以,笔者认为:《刑法》中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应包括《刑法》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刑法》第164条第1、2款的规定。《刑法》第164条第1、2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刑法对商业行贿犯罪主体明确了单位可以成为商业行贿罪犯罪主体,但却没有对商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做出相应的规定,根据此条的规定,排除了单位成为商业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大量的单位犯罪,表明法律不仅承认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也承认其刑事责任能力。从立法协调性和严密性来看,排除单位为商业受贿罪主体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通行的观点认为排除单位为商业受贿罪主体,其合理性在于:公司、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自负盈亏,一般情况下,公司、企业不会“受贿”,即便受贿,最终也会将所受贿利益转化为公司、企业自己的“利益”,这与其他商事主体收受贿赂的本意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认为:公司、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商事交易活动中,收受贿赂,即使没有损害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也势必对市场公平交易秩序造成影响。现实是:很多公司、企业私自设立自己的“小金库”,专门用来存储贿赂或支出贿赂,这部分资金要么不入帐,要么不依法入帐,是为典型的商业贿赂运做。 　　所以,笔者认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能够成为商业受贿罪主体,这类人员在商事交易中的受贿行为应当直接以商业受贿罪论处(这一点在学界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同样,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