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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经济不要变成大水漫灌 　　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把提供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大水漫灌，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应对根本问题的方略，官产学各界各有不同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P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迅速缩小。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缩减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这种办法增加困难。 　　其次，长期实行“一孩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蔡?P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 　　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那些承接了东部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地地区，也需要有长远考虑，即当经济被带动起来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企业应该积极寻找向价值链上游转型的途径。 　　中国的企业不能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在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环节，更不应该满足于靠“卖硬苦力”挣一点加工费，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服务性业务的丰厚利润拱手让给别人。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 　　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06年总结“十五”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