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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角解析日台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日台关系史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习惯于将其纳入中日关系研究的子项目，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未能纳入探索的轨道。从大历史的宏观视角把握战后日台关系的缘起和发展，解析中日关系中深层次的问题，有助于对当今中日关系的理解。最近陈奉林副教授撰写的《战后日台关系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下称《关系史》)，是近年国内研究日台关系的重要成果。刘宏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第12月号上发表题为《解析日台关系核心问题》书评，认为“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台关系的专著”，“涉及了蒋介石与日本天皇制存废、白团等一些过去内地学术界关心不够或研究不深的问题”。通过研读，笔者亦感到它有几个鲜明特色值得一提。 　　第一，《关系史》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对日台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往，国内学者对日台关系的探讨往往在系统性、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欠缺，没有形成一部专著。《关系史》从整体性研究的目的出发，试图在体系和分析模式上自成一体，对日台关系进行集中而有针对性的梳理。它涵盖了自“日华和平条约”(1952年)签订之后，日本与台湾从“建交”到“断交”的全过程，按照日本内阁更替的次序，从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为我们展示出日台关系冷暖交替和波动的演进特征。 　　在该书中可以看到，日本对台政策在日台“邦交”期间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延续性，具有冷战时代的显著特征；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与客观性，作者广泛收集多方资料，亲赴台湾进行了为期60天的实地考察，收集的资料不下百种。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和珍贵的档案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4年新解密档案、台北国史馆大溪档案、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作者多方征引，相互参照，防止了史料失实与研究肤浅卑陋的情况。作者善于从多角度多层次探究历史事件的原因与性质，论述简洁有力。如在分析鸠山内阁时期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变化时，作者首先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分析日台关系不同时期的起伏变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者再分析鸠山个人的政治信条及其内阁的政治经济政策，指出鸠山一郎的外交方针区别于吉田茂亲美色彩浓厚的政治路线，显得更为务实，注意到中国大陆和整个亚洲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因而增强了外交的“自主性”。从国际格局、民族文化、领导人个人因素到现实利益博弈，这样多层面的分析贯穿了全书。与以往大多国际关系史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不是简单的编年叙事，作者特别注重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经过系统研究和审慎思考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关系史》并没有停留在日台关系的表面分析上，而是追溯缘起、概述全貌，总体把握与个案具体剖析相结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关系的本质，立论宏大，角度新颖。它认为，“要认识战后国际形势的总体特征，就必须放宽分析的视野，需要一种新的分析逻辑，重新认识这种国际结构”事实上，日台“外交”关系的二十年(1952-1972年)，正处在冷战影响国际秩序、东西方对抗的时期。“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而且涉及东亚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大国，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确，在冷战这一大国际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台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关于日本选择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和约缔约对象问题，作者强调国际背景的复杂性，美国的全球战略使然。当时日本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倾向于与中国大陆缔约，但美国对日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杜鲁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观点看待亚洲发生的一切变化，强调美国外交的重点在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故而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将日本、台湾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亲美的吉田茂政府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放弃中国大陆广阔的市场而与台湾当局缔约。作者同时也注意到吉田茂政府以对台媾和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面。 　　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与新《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中的“远东条款”，作者通过广泛的对比联系，指出两者之间“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通过加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日本能够提高其国际地位，更重要的考虑在于维护在台湾地区的战略利益已成为日本明确的战略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出发，将日美通过条约“保护”台湾和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其他亚太国家签署的防御条约相联系，从而透视出日台关系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 　　第三，《关系史》在分析视角和模式上也有可称道之处。可贵的是，它涉及了许多以往被忽视但却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例如关于日本战后天皇制存废问题，作者特别提到蒋介石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战后天皇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罗斯福”，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对战后日本天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