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百合花情感历险.docVIP

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百合花》的情感历险 　　[摘 要] 茹志娟的小说《百合花》，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温情故事，也是一篇宏大主题下的精致文本。本文试图从叙事学角度，着重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话语，叙述视角和叙述节奏三个方面的突破，来证实《百合花》中“我”的情感历险。 　　[关键词] 话语；叙述视角；叙述节奏；情感历险 　　 　　传统意义上阐释《百合花》，主要集中在两点：即英雄故事与人情故事的结合并从侧面来展现宏大叙事主题；在主要人物分配上让小战士新婚小媳妇平分秋色，甚至得出了小战士与新婚媳妇的感情是小说的主体。从叙事学角度对这两处的重新阐释，均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结论：看似英雄与百姓的故事实际着重的是战争背景下的几个普通人。就像作者当时所处“反右”背景，也可以产生一个人性恶的故事。同时，对小战士与新婚媳妇之间感情的渲染，忽视了“我”的存在及重要意义。小说更可以阐释为是“我”的一次情感历险，“我”的所有微妙的感情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线性延伸。 　　 　　一、“我”的话语 　　 　　第一人称叙事是屡次被重多评论者提到的，第一人称也是淡化第三人称宏大叙事的重要手段，“我”是引导人们去体验的，而“他”等第三人称叙事是引导我们去审视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范例，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没有去区分叙述者“我”和人物“我”。的确，在《百合花》中，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之结合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聚焦者“我”的大量心理活动在叙述者“我”的“说”中，是存在引导读者意图的。根据热奈特的观点，叙述者的话语在叙事作品中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直接性话语、间接性话语、转述性话语。可以发现，叙述者的直接性话语和间接性话语经常存在一个矛盾的语境。护送的途中，“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人物“我”吃月饼时，叙述者的话语：“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伤员接踵而至，叙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我”的心理活动明显与当时的战争背景相悖，于是也就与间接性话语，即人物语言相悖，但是叙述者给于它的分量在全文中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小说基调，以及让“我”在始终处在一个与政治层面和人性层面的分分合合中，那么本文结尾，人物“我”没有任何人物话语的结尾也就成为必然。 　　 　　二、“我”的两次缺席 　　 　　小战士单独去新婚媳妇家里借被子，在小说叙述本文中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是通过聚焦者小战士的叙述而来的，“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显然，叙述者“我”所听到的小战士的话语是不可靠叙述，但是叙述者“我”的随即的意识形态视角的解释与先前的女性视角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给于了读者阅读期待上的第一次延宕。作为女性，“我”应该是能感觉到症结所在的，其时的话语无疑具有了一种明知故意掩饰意味，这与小战士的不可靠叙述形成了张力。文本中“说”的人与故事中“看”的人，貌似圆满解答症结所在的对话实际上藏着一个不对等的局面，叙述者“我”因而也成为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而这正是凸现作为小说人物的“我”的形象的极好机会。 　　小战士的牺牲这一故事在本文中又是一个听来的故事，“‘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担架队员的叙述显然是可靠叙述，然而在担架队员显然具有的意识形态视角之下，“我”的意识形态视角又悄然让位于女性视角，“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如果说第一次的缺席带来的叙述者的判断是有意掩饰什么，那么第二次的缺席之后带来的叙述者的态度已经是全然自觉的情感流露，在就要使读者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阅读期待得到满足之时，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判断戛然而止，读者的阅读期待第二次被延宕。“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的只是一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而不是我们急着要冠之于“英雄”称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