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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字资料日本古代木简研究概述 　　摘 要：从1928年首次发掘出木简至今，据统计，日本各地区已有将近40万枚七八世纪的木简出土。日本木简的大量出土，为汉字系统文献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们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种源于中国简牍的日本木简，业已成为东亚古代历史文献研究的一大史料群。 　　关键词：日本木简；中国简牍；发展历史；形制与内容 　　简牍，是古代汉族用作书写工具的竹片和木片的统称，在汉字文化圈内曾广为流传。秦汉王朝建立以后，简牍这种书写工具随汉字逐渐东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入日本。就目前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现状而言，作为汉字资料的日本木简，中国学界对它投入的研究还不多，由于使用途径的限制，日本木简的史料价值还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利用。[1]（69）下文将从日本木简学的发展历史、为什么日本只有木简没有竹简、日本木简的形制种类、日本木简的内容用途这四个方面来系统介绍日本的木简。 　　1 日本木简学的发展历史 　　日本学者对木简的研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8年到1961年。日本最早发现的木简，是在1928年三重县柚井遗址出土了三件带有墨迹的木札，说明古代日本国内埋藏有木简。日本木简虽然发现得早，但由于数量稀少，它并没有引起其国内学者的关注。汉简方面，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在日本京都刊行，关于中国出土木简的研究兴盛起来，然而并没有人将这个新领域的研究与之后日本出土的木简联系起来。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日本木简研究的前史。 　　第二个时期，是1961年1月奈良市平城宫遗址SK二一九土坑出土40枚木札，证明它曾作为书写材料被普遍使用，到1979年木简学会成立。木简出土数量逐渐增多，学者们发现这些木简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文书木简和货物标签两大类。这些木简的内容，是研究古代日本政治史、租税制度史等的丰富材料。当时学界对这些木简内容和形制上的种类划分也奠定了如今木简研究的基本框架。这是学者开始自觉研究出土木简，逐渐确立这一领域研究价值的一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从1979年木简学会的创立直至今天。木简学会创立以后，约定每年刊发官方杂志《木简研究》，按年次搜集整理并刊载全国各地出土的木简。这一时期木简研究的特点是，出土地点不再限于平城宫，而是扩展至日本全国；出土数量庞大，例如1988年、1989年，长屋王家木简、二条大路木简等新出土了十万多件；木简内容记载对象也从古代中央宫城扩展至地方乡野。 　　2 日本没有竹简出土 　　在中国，简牍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的统称。从材质上来说，简是竹片，牍是木板。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宽度上，牍比简要宽，可以书写更多的内容。《礼记》有“百名之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的说法。也就是说，简的长度是一尺，一支简只写一行字，超过100字的文章就需要写在编连成册的竹简上，而不到100字的短文，则可以写在一块木板上。木板上的文字大多是官方公文、告示、户籍、信札及图画。在纸张发明之前，简牍是使用最广的书写工具。 　　曾有研究者认为，竹简和木简这两种不同的书写载体在用途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就地取材。然而日本则只有木简出土，没有竹简。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没有竹子，究其原因，是由于两国使用简牍的年代不同。从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册”字，可以推断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国人或许就已经开始使用竹简。[2]（99）而日本使用木简最早只能上溯到七世纪，此时纸张早已发明，写长文章已不需要使用沉重麻烦的竹简。由于木简制作简单，便于管理，且可通过刮削重复使用，所以人们将它用作辅助和补充纸张的一种特殊书写材料，常用来记录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目前日本发现的木简都是七至九世纪的，表明日本曾有较长的纸木并用时期。 　　3 日本出土木简的形制种类 　　汉简的形制种类通常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简牍的形制规格代表着森严的等级尊卑关系。日本木简则不然，人们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传递消息，并不用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尊卑关系，所以它的形制规格也就比较随意了。有日本学者将现有木简细分成了15种不同的形制。其中由于折损、割断或腐蚀而没能保留原形的有6种，这些残缺木简的数量占所有出土木简的八成以上。剩下9种保留了原形，其中有3种形制被视作日本木简的基本形制，分别是上下两端较为平整的长条形（短册形）、长条形上下两端或仅一端削尖制成圭形、长条形上下两端或仅一端的左右两侧刻凹槽。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从使用过的木简上削刮下的带有墨迹的“削屑”，又称“削衣”。 　　4 日本出土木简的内容用途 　　中国出土的简牍大致可以分为文书和著作两大类。文书类的例如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其中有皇帝的诏书、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下发的文书，包括通缉令、烽火信号的规定、官吏的任免公文等。著作类的例如有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