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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目的” 　　以上论述，可以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实情，那就是人类所肯定的“应当”，与其生存的实际存在即所谓的“实然”的确不同，却亦非人单纯的主观愿望，因为它源自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内在“目的”性。就此而言，“应当”既与人当下的“实然”构成一定的对立和超越的关系，又是人类向着自身潜能充分开显和实现这一本性的体现与表达。如果说，从静止的、僵死的“事实”或“是”中的确过渡不到应当，那么，运动的、活生生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应当”的向度。正是以应当为中介，人的生命活动向着世界和未来开放，以实现自己的发展;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成就着人与世界更大程度上的相互融通。因而，一方面，人“出于自己”又“回到自己”;另一方面，人“出于自然”，又“回到自然”;后者是前者的自然本体论根基，前者是后者的社会人类学展现。 　　人生天地间，永远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永远要靠自然资源为生;而人作为自然的意识化或自觉化形态，却能够从天然、自然中创造出属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形式，从而与自然构成“相对”区分甚至对立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对立，自然永远是人类的母体，永远支持着、制约着人类的活动，人类只能如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子，守其母”。正是从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中，我们领悟到“价值”既源于自然，又属于人，并直接依赖于人的目的及其实现。“目的”不仅可以内在地解释应当以及各种规范、规则，更能够大大地拓展“应当”和“实践”等概念所适用的范围，从哲学“形上学”上为价值和价值观的研究给予奠基。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对大自然的秩序，还是对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解释，都不如援用“目的”更能内在地说明它们的“为什么”与“怎么样”，即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后来变化的方向与性状。然而，自然界走着自己的道路，它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用老子的话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价值与目的、价值观与目的论的关系，仍然关涉着休谟问题，即表征事实的“是”与表征价值的“应当”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拟通过重点解读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来分析和解答这一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先从概念上对“目的”作初步的界定和分疏。 　　“目的”首先是指出现在人的意识中的目的，即由人的意识所构想出来的彼时彼地的景象，包括具体的现实的目的，也称为目标，与作为人的终极理想、终极关怀的目的，即信仰的对象。目的大都属于人的愿景，体现了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通过借助人有意识的“目的”，一方面，人们在拟人的、类比的意义上说明或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秩序的产生，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由此产生了各种“目的论”;另一方面，人们却因此发现了在自然生物界和人的生命活动中蕴含着的极其能动而又复杂的功能性现象，即在环境的压力和选择下，在有机物中发展出有益于自己持续生存的遗传和变异的性状与特征，人们称之为“目的性”或“合目的性”。生物进化论在否定“神学目的论”（神创论）的同时，也肯定了生物进化的合目的性。这不仅对事物的发生与变化做出了“内在”而非外在的解释，也将“时间性”和“方向性”引入事物之中。这种显然不同于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的解释模式，被称之为“目的论”“目的性”解释，其本质是“合目的论”。它深层次地揭示了人有意识的目的之由来，并为其是否正确提供了根本的评判标准。 　　那么，从人的有意识的目的到作为解释模式的合目的论的产生，这意味着什么？其一，意味着人的“有意识的目的”与“合目的性”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因为并非凡有意识的“目的”都是合目的的，否则人的意识就没有“犯错误”的问题了。人的意识与目的的错误，既可指认知意义上的错误，也可指价值意义上的错误，如一些人从极端自私的目的出发的活动，往往适得其反。基于此，一些哲学家把合目的性的目的称之为“内在目的”或“客观目的”，把不合目的性的目的称之为“主观目的”。其二，还意味着不能简单地以人有意识的目的能否达到或实现，作为它正确与否的标准，因为那就把“成功”与“正确”画了等号，这不仅把价值论与认识论混为一谈，也势必把价值和意义统统降低到功利水平，如此一来，只要贪污、偷窃能够成功，其目的和行为也成了正确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就多半出于这种“成功”的目的观。当一个社会热捧所谓的“成功学”时，显然表明这个社会的众多成员特别急功近利，缺失远大目标和超功利的精神追求。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就是以“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不言而喻，本文所肯定的目的，是合目的性的目的或内在目的。这种目的也是需要认真研究和阐述的，因为合目的性不是靠一时一事可以确证的，所以它需要我们给予理性的分析和论证。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思想史和哲学史来论述。 　　就大自然自身而言，它没有任何人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