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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博弈与相机治理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对企业相机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尝试重新进行了定义。进而，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模型设计和分析，对企业破产、博弈和相机治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研究结论。 　　?す丶?词：企业破产；博弈；相机治理；实证研究 　　?ぶ型挤掷嗪?: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1-0048-03 　　 　　一、企业相机治理的理论分析 　　相机治理(The Contingent Governance)理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青木昌彦(Aoki,1994)［1］提出。他认为，为了有效防止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当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时，由企业内部人掌握控制权，当企业进入非正常经营状态(比如进入破产程序)时，控制权应由内部人向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转移。Aoki在1994年和后来的相关文章(Aoki,1995)［2］中均将这种控制权随着企业经营状态而转移的治理形态称为“相机性治理”。在此研究基础上，结合其他一些学者（张维迎，1996;［3］ 杨瑞龙，周业安，1998;［4］Philippe Aghion,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1994;［5］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6］宋胜洲，付彬，2005［7］等)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企业相机治理理论作如下定义。 　　企业相机治理是指企业控制权随着企业绩效、财务状况或经营状态的变化而相应地向不同主体进行有序地转移。这种控制权的有序转移是一种动态的企业治理，其核心是在企业从正常经营状态到非正常经营状态直到破产退出市场的整个过程中，各个主体都能适时地、相机性地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并参与企业的治理。它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如下问题：在企业绩效、财务状况或经营状态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利益相关者(管理者、所有者、债权人和员工等)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启动某种机制(比如在《破产法》或债务契约中进行相应的规定或安排)，将企业控制权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作出重新安排，以便实现对企业治理结构的重新调整，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二、企业破产、博弈与相机治理的实证研究 　　1．基于相机治理分析的国有企业破产模式假说 　　假说1。在债务企业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参与债务企业的相机治理程度越高，其总的专用性资产回收率越高。具体表现为，股东参与相机治理的程度越高，其股本回报率越高；债权人参与相机治理的程度越高，其债权的回收率越高；职工参与相机治理的程度越高，其应得工资和职工安置费的获取率越高。换句话说，在债务企业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的专用性资产回报率与其参与债务企业相机治理的程度呈正相关。 　　假说2。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行政干预程度越高，破产效率越低，各相关主体的专用性资产回收率越低。也就是说，作为“守夜人”的政府更应该做的事是在破产制度中进行相应的相机治理制度设计，而不是直接对破产过程进行干预。否则的话，从局部范围看，政府干预可能对某些专用资产的投资主体有利，比如可以使破产财产的偿还更多地向职工债权倾斜。但从总体上讲，这反而可能会使全部专用性资产投资主体的总体回收率降低，造成以小失大的不经济局面。简言之，在国有企业的破产过程中，全部专用性资产投资主体的资产回收率与政府的干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假说3。在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各种静态或动态的利益博弈，比如股东和企业的博弈、债权人和企业的博弈、职工和企业的博弈等。同时，类似的利益博弈在各相机治理主体之间也同样存在，比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博弈、债权人和职工之间的博弈等。另外，同一类型的相机治理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博弈，比如在股东当中，有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博弈；在债权人当中，有高级债权人与低级债权人之间的博弈等。假设在国有企业的破产过程中，这些博弈主体均是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策略选择。 　　2．回归模型设计 　　为了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我们将所有相机治理体在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的专用性资产回收之和作为被解释变量Y，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以国有企业破产(包括破产重组和破产清算)后股东的净资产报酬率、债权人的应收账款回收率和职工的应得工资发放率之和来进行替代。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包括企业破产过程中股东的相机治理参与程度X??1，债权人的相机治理参与程度X??2，职工的相机治理参与程度X??3，其他相机治理主体的相机治理参与程度X??4，政府对国有企业破产的干预程度X??5。X??1、X??2、X??3、X??4、X??5均为解释变量。为了采集样本数据的有效，我们对X??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