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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心理对汪康年政治态度的影响 　　摘要：汪康年的政治态度受其所处时代面临的社会环境、思想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等全方位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从传统社会心理方面分析汪康年在近代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剧烈社会变革情况下其政治态度上的矛盾和反差，并以此观察分析这一时期在野的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和表现，对我们了解这一社会阶层的思想行为特征会有更多的认识。 　　关键词：汪康年；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4―0181―04 　　 　　收稿日期：2008―02―13 　　作者简介：郭常英，女，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史学月刊》编审。 　　张秀丽，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史硕士研究生。 　　 　　学术界以前对汪康年的研究多注重他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研究的视角主要放在《时务报》上①，或是集中在他与梁启超的恩怨上②，虽有少数涉及汪康年政治态度的论文，但又认为“汪康年在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实践家而不是思想家”③。这一评价无论正确与否，都意味着对汪的研究难以深入。笔者无意对此做出评判，只想从社会心理的层面对汪康年的思想言行进行考察，认识社会心理对其社会实践活动及政治态度的影响。 　　 　　一 　　 　　依据社会心理学的定义，社会心理是指渗透在人们社会行为中的心理因素和精神表现，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定势。社会心理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中，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特征，它是社会中人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朴素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想与素质的演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也要受之影响与制约。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于对国家兴亡、社会兴衰、民族命运的理性关注，遇到危难关头，纷纷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近代中国，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以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为触发点的。他们怀着匡扶天下、拯救危机的强烈责任感去议政、论世，把学术文化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努力实现文化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社会心理的作用也会得以显现。在汪康年身上，即反映出此时期众多在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状态和政治态度取向。 　　汪康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国家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重时期。他时刻关注时局发展和社会变化，热情投身各种爱国的社会活动，特别是他顽强坚持办报刊，积极主张变法图强，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和不愿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思想倾向。 　　1896年8月，以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三人为核心，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汪康年出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撰述。对于这份报纸，汪康年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穿针引线，组织联络，纠集同志。“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④这种表达，既是《时务报》创办者自己的心境总结，也是当时社会有识之士深重的忧患意识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对救亡图存的急切愿望和反映。汪康年在《时务报》上连续撰文，积极宣传变法，“对于朝野上下，苦口危言，日以救亡图存之策相劝告”，“以言论机关大声疾呼，发聋振聩”。⑤这是一种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当头时期的责 　　任意识，这一社会心理促使汪康年把报纸宣传作为动员民众奋起救亡的战鼓和号角，“逮《时务报》出，家喻户晓，人心为之一振，于是曩者晦盲闭塞之风气稍稍开矣”⑥。明确的办报宗旨与汪康年的着力经营，再加上梁启超的通俗文笔和新颖议论，《时务报》在维新时期所起的宣传改良、鼓舞民心的重大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时务报》盛行之时，1898年5月，汪康年、曾广铨等又合筹股本16000元，与汪大均等在上海出版《时务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畅所欲言，无所避忌”。⑦通过办理报纸使他们得出结论：面对西方的兴起与强盛和祖国的衰弱与危难，通过办报唤起朝野内外、广大国民得以看世界，重存亡，行变法，兴中华，乃是办报人神圣的职责与使命。这从汪康年此后办报生涯中更加不懈地努力奋斗的历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时务日报》刚开办时，由于经费紧张，规划、撰述由汪康年一人包揽，“日则出外咨访，夕则篝灯撰述，忘其劳瘁”⑧，1898年7月，由于《时务报》改为官报，对办报有着不懈追求的汪康年很快在上海另办起一份《昌言报》。这份报纸在传达信息的丰富性、评论的深刻程度上，虽然无法与当时的《时务报》相比，但其持之以恒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变法主张，仍传达着办报者的一份执着追求。8月，《时务日报》即改为《中外日报》，1908年，《中外日报》被迫转让他人后，汪康年不畏阻力，又于1910年10月在京师设立《刍言报》。新创办的《刍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