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语言哲学研究初探.docVIP

伽达默尔的语言哲学研究初探 　　摘 要：对于伽达默尔而言，哲学解释学的前提是语言。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他深入语言研究，尤其侧重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之媒介的独特意涵，并通过对古希腊语言观和基督教神学语言观的批判展开了深入的语言研究。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的前提是语言，而语言在谈话中可以让某种东西“显露出来”。这里的“谈话”是基于主体间性上的一种谈话，也即是说谈话的主体性并不是伽达默尔所要突出的东西，因为在一场谈话中谈话不是按照谈话主体的任何一方而进行的，“谈话具有其自己的精神”。理解也是如此，当我们理解别人的思想时候，我们一方面不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他人的思想中，另一方面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解释这种思想，这两种方式是对主体性的两种强调，但这都不是伽达默尔所认同的。相反，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理解是这两方面取得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又是通过语言而取得的，由此，他认为理解过程就是语言过程，“语言正是谈话双方进行相互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核心”。可以看出，这里所谈的语言似乎内在地蕴含有一种本体论的意味。 　　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伽达默尔经验媒介等层面深入论述了语言的实质，并批判了传统的语言观。 　　1 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之媒介 　　语言性是相互了解的媒介，但这种媒介在我们生活过程理解中并不一定能为我们所意识到。伽达默尔为了说明这种语言性作为理解的媒介，特意举出来一个极端情况下的例子，即“翻译”。翻译的时候我们面对两种不同语言的谈话，相互了解受到了阻碍，于是我们意识到语言性才是根本的东西。一个语言通过翻译而被另一个语言所理解，但这时的理解已经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下所产生的，这和我们在同一种语言中进行的谈话时同样的，即我们在同一种语言中进行的谈话时所产生的理解也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作用。不仅“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就连一切理解也已经是解释。所以说，解释学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语言性而对事物进行理解的问题。共同的语言是相互了解的前提，这也就是语言性所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共同的语言中，我们通过谈话的方式取得相互一致的理解，这种方式是一种对话的辩证法，通过这种辩证法我们使得事物本身在语言中显露出来。这是解释的过程，也是理解的过程，因为一切理解就已经是解释。 　　解释的行为是突出重点的活动。仍然以翻译作为例子，翻译者在对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是对文本的重现，而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一方面基于文本本身，另一方面又有翻译者自己的理解。但问题就在于，翻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理解的时候，总是会产生困难。在面对原文的时候，文本总会向我们显示出不止一种的意义因素，但我们一旦进行翻译，就只能取其中一种意义因素而舍弃其他，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了。这种对重点的突出取决于翻译者的理解和取舍，但还有更为极端的情况，即翻译时会遇到原文中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时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给出清楚的理解。伽达默尔在此处对翻译问题的谈论，其目的是对谈话中的相互了解作出说明。因为谈话中的相互了解和翻译“这两者的结构显然是很相似的”。翻译者对原文理解所进行的努力和谈话中双方为达到相互理解所做的努力是同一种努力，在两种情况下，理解的距离总是存在的。翻译者和谈话者会为此寻找解决办法，但所有的办法也只能是一种妥协，因为在突出一个意义因素的同时必然要舍弃其他。在翻译中，翻译者一方面要依据翻译的原文，另一方面又要基于自己的母语进行理解，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达成一种理解。 　　“陌生性”是解释学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以翻译为例，翻译者面对不同于自己母语的语言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翻译的过程就已经是解释了。因为“翻译者的再创造任务同一切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诠释学任务并不是在质上有什么区别，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都是处理“陌生性”。文本境遇下的解释学和两个谈话者之间的对话有一种相似性，两个谈话者是为了让彼此相互联系起来，而对文本的解释则在于把文本解释着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一种解释学的谈话，这是在一个封闭的问答辩证法的圆圈中进行的。这种问答辩证法通过对陌生性的克服来逐渐达到共同意见。 　　“传承物的本质通过语言性而得到标志”，语言传承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物。把语言传承物和其他传承物相比较的话，可能语言传承物的某些方面不如后者，比如在直观性上。但语言传承物的最大优势却在于对其进行理解上的优势，“凡以语言传承物的方式传到我们手中的东西并不是残留下来的，而是被递交给我们的”。然而在这种传承物的语言性本质中，“文字传承物”具有完全的解释学意义。文字传承物无论是对于过去还是对于现代都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说，文字传承物并不是过去时代的一种残留，相反，“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他们所陈述的意义领域”。文字传承物给我们展现出一种普遍的意义领域，它超越了其他残存物的那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