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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来自儒、道、法思想的启示 　　有关企业的管理之道，今天，我们多是从国外管理学家那里获得知识，其实，中国古代先哲丰富、深刻的治国之道亦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有三个学派曾对如何治国作出过独特论述，他们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简要而言，在领导者（国君）所扮演的角色上，儒家强调“有为”，道家是“无为而治”，法家则是“无为而无不为”。后两者颇有渊源，但在具体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 　　 　　■ 儒家的“有为” 　　 　　儒家所说的“有为”，要求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主动地多为国家做事，首先，他是道德上的“圣人”，而且他的治国之道应是“王道”，即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让臣民遵规循礼，按照“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原则做事和做人。与“王道”对应的另一种治国方式是“霸道”，也就是通过暴力来强迫他人服从。二者的区别，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行“王道”是需要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孟子对人性提出的“性善”说。孟子认为，人生来是善的――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排除外界的干扰，由其自然发展，就会发展出儒家的四种道德： 仁、义、礼、智。 　　假定孟子的“性善”说是对的，那么，作为圣人的国君按照“推己及人”的方式，以儒家道德对待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再如此对待他们周围的人，如此扩展出去，一种道德秩序就能建立起来。每个人都要穿衣吃饭，所以国君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解决经济基础问题，孟子的方案是“井田制”，平均分配田产，以足自用。有了国君如此的努力，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 道家的“无为而治” 　　 　　首先，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即理想的国家是圣人为元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但对于圣王如何做，两家大为不同。儒家的观点是希望圣人一旦为王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道家说，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应当完全“无为”。 　　老子提出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他总结的一个普遍规律――“反者道之动”――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他的论证是，越是统治，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结果。天下大乱，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当我们考虑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式（小国寡民）时，就更能理解他了。他对此的描述是非常有名的：“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田园诗画，强调的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外来的任何影响，都会被视为“干扰”。 　　庄子对“自然”更加重视，认为它是幸福的源泉。在他看来，一切法律、道德、制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异，都会损害“自然”。所以，他极力反对通过正规的政府机器治天下，主张“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在《庄子》的《至乐》篇中，他用一个寓言来表达其观点：一只海鸟落在鲁国城郊，鲁国国君把它放在一个庙里，用音乐和美食招待，可这只鸟不敢吃，不敢喝，三天之后就死了。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人，却未必合乎别人的喜欢，最终导致悲剧性结果。 　　国君之“无为”，治下臣民就自然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事，反倒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国家也治理好了，这就是“无为而治”。 　　 　　■ 法家的“无为而无不为” 　　 　　比起前两家，法家更接近现实，是现实主义的，注重实效。法家思想中有三个关键词：势、术、法。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不同的法家对此有不同强调，比如与孟子同时代的慎到认为“势”最重要，申不害最强调“术”，而秦国的商鞅则强调“法”。不过，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照法家所说，首先是立法。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官员的行为――至于百姓的行为，则由官员来监察，韩非子特别强调国君要“治吏不治民”。因为国君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因为他掌握了术，可以选到合适的人，替他办事。这样，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按照这种方式，统治国家是简单的，而不需要儒家和道家强调的必须由“圣人”治国，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得很好。 　　然而，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法”的作用发挥是最不彻底的。一方面，中国人比较崇拜祖先，经常囿于“祖宗之法”而难变；另一方面，君主制的根本特征――“人治”，决定了“法”不可能如西方宪政国家一样，位于治理制度的核心，而往往被“势”与“术”所胁迫和压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法家思想中“去伪存真”，汲取有用的东西。 　　此外，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对于人性的假设也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