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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卫生智力与夜巡外包出去 　　中国的城市也越来越熟悉“外包”这个词，有城市开始外包城市夜间巡逻服务。从早期的清洁服务到今天的城市发展计划，政府外包增加的不仅是广度，还有深度。 　　 　　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有一次接受美国国务院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邀请去美国访问，结果发现这样一个政府项目是社会机构来执行的。他感慨道：“你可以想象一个政府官员，怎么也不可能像专业的陪同服务机构那样做得专业、有亲和力。” 　　中国的城市正越来越熟悉“外包”这个词。从早期的清洁服务外包到今天的城市发展计划外包，外包的深度在增加，外包的广度也在增加――最富争议的例子是有城市甚至外包城市夜间巡逻服务。 　　或许没有人说得清还有哪些领域不能外包，但人们都期待外包服务都能达成这样的标准――政府能减轻负担，外包企业能提高效率，市民能享受更好的福利，就像金融危机之后的梅坞在全盘外包之后人们所看到的新气象。从体力活到脑力活 　　梅坞市(Maywood)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座小城，在金融危机之后，它和美国很多城市一样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今年6月份，在预算实在不济的情况下，这座城市祭出了堪称极端的解决方案――解散警局，并解雇所有公共部门雇员，把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外包出去。这样的做法在美国尚属首次，除了能解决暂时的财政问题外，没有人知道这种极为惨烈的做法能带来什么。庆幸的是，梅坞市至今尚未出现无政府混乱状态，《纽约时报》的记者以颇为谨慎的口吻评价小城的实验，“虽然一切都被外包出去，但天还没有塌下来”。 　　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梅坞的“全盘外包”或者类似于袁岳的那类“高级外包”，但的确有很多城市已经不乐于做全能选手――普通社会力量能参与的事务，下放给民间，可以直接减轻政府的财政支出，这些事务最早集中于那些政府不愿触及的脏活累活领域，比如环卫清洁服务。 　　广州市从1999年开始，便把环卫作业的服务外包给民营公司来做，现在已经有40多家作业服务公司。虽然政府看起来有减负之嫌，不过外包服务通过招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另一个好处则更明显，很多民间公司因为政府下放权力而获益，不少清洁公司的老板而成为百万富翁。 　　从90年代开始，类似环卫等服务的外包就已经在各地开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已经有了公共服务外包平台，把公共服务系统化外包。因此，很多城市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领域并不是这样的体力活，而是更加专业的脑力活。事实上，在城市发展规划的问题上，很多政府已经开始请教民间机构，把调查等服务外包给专业研究公司来做。2009年，西安市?哄鼻?就把未来十年的城市发展计划外包给社会机构来做。在经过招标之后，零点集团成为操作方。而按照常理，这项工作应当由发改委完成。厦门市发改委综合规划处官员陈亚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城市规划外包的好处，“我们这一群人每天都看一样的文件，听一样的东西，想法会比较容易趋同。而找外面的单位来做就比较容易从外人的角度客观地观察”。 　　理想中的城市外包服务或许如此：除了把脏活累活抛给民间之外，也应该让民间的思路进入政府的脑袋。事实上，任何一个看似全能的政府总是存在力有不逮的领域，而让民间参与进来，不仅能让政府对城市发展得以更清晰更专业的判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类似零点这样的民间机构在发展判断上不可能万无一失，但它的确相对公正，这样的机构能更大程度保证市民的福利，也更能知晓所谓“发展”的意义――他们不会像官员一样把只是把发展的目标寄托在GDP之上，他们更能理解城市发展与市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避免最坏的公共服务外包 　　 　　湖南省邵阳县今年实施的一项措施或许前所未见――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把夜间巡逻服务外包给保安公司负责，承包费每月7-5万元。在试验了4个月之后，邵阳县政府决定将承包时间扩至一年。不过，即便承包效果不错，它也面临公安机关的执法权是否会被滥用的争议。同样的争议出现在宁波――这座城市把敏感的城管事务外包给保安公司，有人发问，他们会跟城管一样，有驱赶小贩的权力吗?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对此类问题表现乐观态度：“邵东的做法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他们的做法相当于委托行使职权，跟司法机关办案时请专业人才协助性质差不多，法律上是允许的。” 　　与上面这些问题相比，学者更担心的是更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何在外包过程当中避免腐败以及民众利益受损?政府下放权力，企业从中盈利。如果企业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政府的服务，政府当然高兴，但是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这时候就要看政府如何抉择了。 　　最为典型的负面例子是兰州水务改革所引发的问题，政府获得超高溢价，企业获得专营权，但最终却让百姓是因为水价翻番而受累。这种以盈利为目标，并下放政府基本职责的私有化，可谓是最坏的私有化。 　　 　　美国梅坞市的外包实验 　　 　　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