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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背景下公司治理问题的法学思考 　　摘 要：随着中共十八大四次会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依法治国”现在各个领域都得到提倡。但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导致公司治理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上较为薄弱，很多时候人治大于法治。本文从公司治理的概念出发，结合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分析法律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提出我国公司治理在法律层面的缺陷以及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依法治国；公司治理；制度完善 　　一、公司治理的概念 　　公司治理是一个外来词，很多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了解读。例如，柯林?梅耶认为公司治理是“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各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到了更纵深的层面，显然该定义中有关投资利益和股权、管理者的观点已经显现的不够全面，只能体现公司治理中的一部分。又如，斯雷佛和维什尼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资金的供给者确保自己可以获得投资回报的途径问题。如资金供给者如何使管理者将一部分利润返还给他们，他们如何确定管理者没有侵吞他们提供的资本或将其投资在不好的项目上，资金的供给者如何控制管理者等。”②该定义更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利益最大化。 　　笔者赞同最新的通说观点，认为公司治理是“通过合理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以及公司员工、债权人等其他有关公司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使各治理主体协调运作，实现公司长远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保障股东和其他治理主体利益的目标的一系列制度综合。”③这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定义的公司治理。 　　二、法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法律在公司治理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法与市场经济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立法的进步，可为法律的发展提供新的课题，为执法提供更多的保障；法律反过来能规制市场经济固有的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带来的问题，而公司治理作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样需要法律的调控和渗透。 　　其次，除了经济效益，效率、平等、正义、交易安全、相关利益者的利益都是公司治理的目标。传统的公司治理偏向于内部治理，即通过法人治理实施的活动，法人治理的核心是公司内部的公司治理机构及其权力分布，常见的公司治理机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机构，监事会等。通过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置，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随着发展，公司已经不仅仅涉及投资者（公司所有者）的利益，而是越来越多地与社会的其他主体关联起来。股东与管理者的委托代理问题只是诸多利益相关者冲突中的一种，公司内部治理也仅仅维护了股东，并且主要是大股东的利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小股东，职工，债权人等照顾得不够。于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颠覆了股东至上主义的前提，认为公司不仅仅是由股东所有，其他对公司做出特殊投资的相关主体也应该从公司得到回报。公司治理的功能应是获得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利益最大化。在这套机制中，传统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之间需要制衡，但不是为了利益平衡而制衡，最终的目的应是获得科学的决策方式和途径，能使公司有效运行，各方公司参与人的利益得到维护和满足。实践中如何将这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变为可以落地的制度，可以从立法层面设计。法律不仅能设计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互相制衡的机制，还能设计相关利益者的保护机制，通过赋予相关方权利和义务来实现制衡。 　　三、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层面的缺陷 　　1.信息披露制度不够透明。虽然在《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有规定，但整体看来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很难适应公司治理的需要。一方面，这些规定散落在各个条文之中、缺乏系统性，并且深度不够，甚至在很多地方存在盲点与矛盾之处。另一方面，惩戒机制的规定原则性太强，不易操作，实际处罚力度不够，违法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包装，就能再次进入市场。如果对公司整个治理过程有信息披露机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此种现象。 　　2.公司内部法律治理制度需要创新。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权利的规定都是采用列举式，董事会对公司的部分管理事项需要通过股东会批准才能执行。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和股权日益分散，公司的管理权逐步下移至董事会乃至管理层，难免出现委托代理问题。股东会开会及议事规则复杂，导致《公司法》中设计的股东大会、监事会对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制衡难以及时实现。最后，在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制衡方面缺乏有效的规定，很多大公司股权过于集中，《公司法》的规定没有很好地防止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导致很多小股东很难参与公司的内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