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特色及意义.docVIP

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特色及意义 　　摘要：通过对侯外庐先生经学文献研究资料的实事求是分析，揭示侯外庐先生将经学文献(包括经学元典和经学研究作品)作为考察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的主要依据，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路，特别是利用《诗》《书》等，结合出土金文和流传的历史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概括和论述先秦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演进，独获良多，特色鲜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蕴含着不少对开拓和深化经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关键词：侯外庐；经学研究；特色；意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65-06 　　 　　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1903-1987)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卓著贡献，涉及方面很多，其中也包括经学研究。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与特色，目前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笔者不揣浅陋，略论一二，以求教于方家。 　　 　　一、在经学研究上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 　　 　　侯外庐先生对经、子素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自己晚年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坦言：“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早年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中，经、子、史、集构成为主要内容。其中，我的兴趣所在，偏于经、子两类，对诸子百家学说素有兴趣。”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与其一贯的学术思想史研究相统一，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融会和沟通。按照《韧的追求》记载，侯先生在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准备马上着手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定下的计划是：尽先努力完成秦汉社会的研究，而后搞秦汉思想；先着手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构成，而后研究中古玄学史；先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而后再探讨宋明理学思想”，后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改为先着手研究近代历史与近代思想，形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对《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侯外庐先生有很自信的评价，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清理古代重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路径，那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则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草创研究另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明清之际思想发展途径的一种研究方式。在40年代初，我这种研究思想史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这两部书是拓荒性质的作品。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变革时期思想发展路径的清理和力图有所发现，通过对一系列疑难问题的涉足和作出自己的回答，我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基业终于得以奠定。 　　侯外庐先生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探讨学术史变迁(包括经学问题)方面也同样体现了这个特征。这种研究路径在经学研究中也有一定新意。例如，《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董仲舒”部分，虽然初稿基本出自赵纪彬先生，但在动笔之前，赵先生与侯先生作过深入的讨论和沟通，所以能够反映侯外庐先生关于董仲舒的学术评价。《韧的追求》谈到《中国思想通史》对董仲舒的评价“极严厉”，与受到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章氏称董仲舒为“神人大巫”)不无关系。侯外庐先生认为：“董仲舒思想反映了大一统的需要，但它是一种神学思想，它既经出现之后，又被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奉为原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把儒家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加以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行说加以唯理化，把秦汉王朝更替归结为奉天承运的天道之必然，把专制制度神化为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法则。董仲舒思想，就是如此一整套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需要而创立的颇具中世纪神学色彩的儒学”，“董仲舒神学一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钦定，进而又被确立‘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也就是说，被钦定为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封建正宗思想。董仲舒神学对两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危害，远不是他形式上师承的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本身所能比拟的”。侯外庐先生甚至由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繁露”一词的语义考察，折射出董仲舒《公羊春秋》学与统治者意志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如果仅从《公羊春秋》学的经学研究考察，侯先生的分析和研究存在未惬人意的地方，但是如果从思想史或哲学史角度分析，他对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学术本质的揭示却是独到和深刻的。这种经学研究与思想(哲学)研究各有优长、瑕瑜互见的情形，在经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前辈学人多有精彩的论述，如周予同先生在分析朱熹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时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在研究经学人物和作品时，不将人物和时代割裂开来，不对作品进行孤立的抽象的分析，这是侯外庐先生历史学研究方法和特点在经学研究具体实践中的体现。如关于《白虎通义》的法典化性质的揭示，“不论封禅之于皇帝，自己神定所有权，或者封建之于列侯，赐赏臣下占有权，都是国有土地的形式，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编制的一个特征。《白虎通义》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