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docVIP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摘要：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关键词：公共管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完全可以设想，在远古的原始社会，还早在国家(政府)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为了生活、生存而集体活动时起，公共管理便开始萌芽，继续发展，从古到今，源远流长”。作为一种理论的公共管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形成，但作为一种实践的公共管理则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公共管理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图景。“自有国家以来，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模式发生了三次根本性转换：从统治型模式到管理型模式再到服务型模式。”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源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由此以观之，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也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两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价值理性基于某种价值信仰之上，强调终极的价值关怀。在价值理性的导引下，只要认为自己选定的行为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意义，为了实现这种价值，人们一般不考虑行为的手段和后果。简言之，价值理性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固有价值的信守和承诺，这种信守和承诺源于人对自身价值以及“主体间性”的某种程度的自觉把握，为了坚持这些基于自觉意识基础上的固有价值，人们只选择那些有助于实现或增进固有价值的行为方式，而放弃那些可以有效地实现目标，但可能会损害固有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尽管他们意识到这种选择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和成就。所谓工具理性则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工具理性一般把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行为取向的依据，它通常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各种可能的目的加以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工具理性将“合目的性”放在优先地位，它选择行为的依据是能否有效地实现和达到既定的目标与成就。概而言之，工具理性就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理性地创造、选择和使用工具，只要这种选择有利于达成目标和取得成果，尽管这种选择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固有价值。当然，工具理性并非完全不考虑价值，只是在选择以何种方式实现目标时，工具理性优先注重行为的现实可行性，其次才考虑价值关照，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目的和后果之间作出决定，又可以是以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的：这时，行为只有在其手段上是目的合乎理性的。” 　　韦伯提醒人们：“从价值合理性观点上看，纯粹工具合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因为对于一个具有一致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说，最合理性的手段选择不能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或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合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反而是实质非理性的。”工具理性追求目标的达成，价值理性追求固有价值的承诺，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对立，“纯粹”的价值理性或“纯粹”的工具理性几乎不会存在。价值理性总是要诉诸于一定的工具理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而工具理性从目标设定到手段选择都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它们之间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前提和动力。人生活在社会中，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行为，必然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动力，只有在一定的价值理性的驱使下，人们才会设定目标、采取行动，目标的设定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前提和价值动力。而在争取成果、比较行为方式、进行工具选择时，必然离不开主体的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没有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无源之水”，任何工具理性都必然以某种价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