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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断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近年来成为了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做了相关论述。不少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该产业化存在争议。由于对产业化目的是“保护遗产”还是“获取经济利益”存在分歧，非遗产业化的定义也存在差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践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产业化支撑要素与发展模式作了具体分析。大多数学者就非遗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尚处于发展阶段，未来的相关研究需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产业化发展模式等方面不断拓展与深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文化产业；遗产保护；产业化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6-0103-06 　　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形式可谓多姿多彩，56个民族历经悠久的时代变迁，积累了极具特色的各类文化传统，如传统音乐、美术、舞蹈、民俗活动和手工技艺等。这些传统文化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可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之多。假如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批作为起点，那接下来要做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就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便是一个路径。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快速铺展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了近几年学术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使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很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梳理、综述，以发现问题，弥补现有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认识 　　现阶段研究中，国内学者从各自的观点出发，讨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以产业化的问题。赞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的学者对其目的、意义与价值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同学者对产业化目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产业化意义与价值的理解也就不同。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该产业化的不同观点 　　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该产业化这个问题时，学者们所持的态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态度是不应该产业化。其中，代表人物是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与刘晓真。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被产业化后，就会被按照商业规律结构和重组，造成遗产被割裂与分化。乌丙安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还不成熟时，把遗产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就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原生态性质。乌丙安强调我们要保护的是原本的、完整的原生态，不该顶着保护的名义进行新的破坏[1]。刘魁立认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商品后，遗产便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这是对遗产的亵渎[1]。刘晓真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乏将保护工作和经济利益挂钩、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来制定政策的现象，这使得遗产作为资源的被动局面被凸显，违背了保护遗产的初衷[2]。以上学者的观点可概括为进行产业化发展将严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与原真性，这与保护遗产的目的相悖。 　　第二类态度是应该产业化。其中，代表人物有辛儒、刘金祥。辛儒认为从今后长远的发展来看，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3]。刘金祥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产业化，是由我国国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4]。 　　第三类态度为中立。其中，吴露生学者认为活态文化遗产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1]。现有的部分产业化操作方式有利有弊。一方面把传统文化引入了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则因经济利益的驱使构成了一种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这类观点用辩证的态度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认为它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但又会导致传统文化遭到破坏。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李昕的观点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其产业化的可行性。李昕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从产业化的角度，可将遗产分为可经营性遗产与非经营性遗产两类。对可经营性遗产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可实现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5]。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基数大、种类多。李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地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产业化或整体不产业化，这样有助于各类遗产获得适合自身的保护方式。 　　产业化能够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条合理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之前，相关部门必须综合考虑遗产自身的情况，如遗产类型、保护现状、能否开发出衍生品等具体问题。同时，还要结合遗产当地的实际，如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文化氛围等因素，通过科学地分析，判断遗产是否具备产业化的相关要求。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则需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产业化进程中，可借鉴国外同类遗产产业化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