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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及其性灵说文学研究 　　内容摘要：明代公安派的在中国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安派的“性灵”说主要分三个特点：真，俗，趣；每个特点都有其思想意义。 　　关键词：公安派 性灵说 真俗趣 　　公安派兴于明朝万历中后期，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史称“公安三袁”。三袁的文学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创新的历史意义，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袁的“性灵说”一扫当时晚明文学界的复古迂腐之气，反对压制情感的封建传统思想，为解放人性，提倡言论自由，树立文学新风向做出了贡献。 　　公安派的兴起有其社会历史渊源。明朝统治时期，中国封建制度日渐衰落，资本主义业已萌芽。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鼓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企图控制人民的思想，扼杀进步民主的思想，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明朝既永乐，宣德年间以后，社会由动荡转向稳定，在国家太平，政治逐渐稳定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了一种歌颂朝廷，粉饰太平，陈腐呆板，极具功力性的文体―台阁体，后来又接着出现宣扬道学，虚无空洞的“性气诗”。诸如此类的文风使文学发展滞后不前，文坛氛围死气沉沉。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朝廷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每个文学流派的兴起都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偶然因时，因势亦因人，但必然乃是因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郁达夫说：“大底文学流派的起伏变更，总先有不得不变之趋势隐藏着了，然后霹雳一声，天下响应，于是文学革命，乃得成功。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是“独抒性灵”。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公安派以袁宏道为首，袁宏道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对公安派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任吴县令，此后又历游吴越，在吴地人物影响下，其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学主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诗文理论的日趋成熟和利用吴地之便交结诗文同道对公安派的兴起至为重要。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受李贽的影响很大。从嘉靖后期开始，明代文艺上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新思潮，至隆庆，万历起逐渐扩大，并且在俗文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造了大批高扬个性，以情为主的作品；在这次文艺思潮中，李贽是领军人物，他所提出的“童心说”为这股文艺思潮奠定了哲学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袁宏道也正是从与李贽的交往中渐渐成熟并升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李贽的童心说，才真正是三袁的心声，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袁宏道在这一影响之下乃进一步加以发挥说：“诗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口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机也。” 　　“独抒性灵”中的“性灵”一词并非袁宏道首创，其历史源远流长。《诗序》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品》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有述“综述性灵，敷写物象”，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但在文学发展史上，真正把“性灵”当做理论大旗，赋予其理论内涵并将其高高举起的还是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三袁所提倡的性灵说，在继承前人的观点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晚明时期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三袁的性灵说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真，俗，趣。 　　真，意在追求本真，不加任何修饰，直率坦诚，毫无顾忌地表露情感。诗人有敏锐的情感和洞察力，感情丰富，情感的萌生和宣泄是即情即景而为，不需要理性的制约。“性灵”的内在规定就是“真”，所以“性灵”又常被成为“真性灵”，“真率之性”，袁宏道所推举的“真性灵”是“无闻无识真人”的自然性情；所谓“闻识”泛指知识道理闻见，包括儒家名教义理礼法纲常等社会理性与规范以及人文经验知识，所有这些都是与“真”相对立的“假”的存在，所以概被袁宏道拒斥于“性灵”之外，这明显表露出“性灵”与“真”的反理性特征。正如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写道：“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擎破玉》，《打草竿》之类，尤是无闻无识真人之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性灵”的真，犹如出水芙蓉般本真，毫无雕琢的痕迹。即使诗人的言辞粗糙，只要感情发自本性，比起死板的模仿要高明许多。袁宏道尊崇纵情自适，主张文章发于真人真心。在袁宏道看来，凡合自适者即“真”，违自适者即“假”。 　　模仿古人的创作和思想，所抒发的感情不是诗人自己胸中流露的自然之情，而是拾人牙慧，拘泥于古人。说到文学模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模仿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10卷里集中谈谈到模仿理论，这一卷是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苏格拉底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