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白银来的人,我在北京做乐队.docVIP

我是白银来的人,我在北京做乐队 　　提起白银，或许我们很少会首先想到这是一座城市，甚至都想不到这是一座城市。它地处黄河上游、甘肃中部，距离省会兰州约70公里，它的形状似一片巨大的桃叶，如果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的话，我们对其则更陌生。在这片寸草不生、土地贫瘠的西北戈壁滩上，这座城市的命运也只能随着资源的发现、利用而变得繁盛，随着资源的枯竭、用尽而逐渐衰退。多年之后，当在外漂泊闯荡的张玮玮带着某位意大利籍国际友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时，这位朋友看到如此荒凉景象，惊讶万端：“你家是在月球上吗？”然而，在张玮玮的眼中，白银却是“下着大雪的石头城”，民歌诞生的天堂，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心驰荡漾激动的年代 　　张玮玮虽出生于1976年的兰州，但其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却大都是在白银度过的。包括白银在内的甘肃、青海两省是西北民歌的故乡，苍茫、干烈、质朴的土地自然养成了他结结实实的性格，简单、干净、浓情的民歌也滋养了他的灵魂。这正如埋于地底的矿藏，等待着发掘时的喜悦。 　　张玮玮还是音乐教师的儿子。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大人们都去上班的白天，街上变得空空荡荡，声音似乎全部寂灭。每到学校放假，被锁在家中屋内的他只能透过窗户看院子里的猫、狗、荷花，然后独自练琴，琢磨些不着边际的事，做些童年的白日梦。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张玮玮并不算一个乖孩子，跟很多其他男孩子的荒唐理想一样，他也崇拜黑社会，认为打架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成了问题少年，跟体育老师打架。 　　张玮玮也有内心敏感细腻的一面，这或许正来自西北民歌的滋养。西北狂放粗犷的民歌中总蕴藏着细密如丝、浓酽似酒的情感。走在音乐的桥梁上，在初一时他就结识了至今已交往20多年的音乐知己――郭龙。郭龙当时也是个小流氓，老爱在学校门口欺负别的孩子，抢他们的钱。有一次去张玮玮家玩，郭龙被他弹奏的那首《水边的阿狄丽娜》钢琴曲搞疯了，真是太美了！郭龙也爱弹琴，他俩很快就变成兄弟。 　　虽然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并且也从未离开过音乐，但张玮玮从一开始并没有过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他曾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学管乐，有一次师母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念头是：只要不做跟音乐相关的事，做别的什么都好。 　　然而，在听过一场“野孩子”乐队在兰州的演唱会之后，张玮玮的想法彻底改变了：他要成为一名歌手，要唱属于自己的歌。跟他一起看演唱会的还有郭龙，郭龙同样也感到心旌摇荡、不能平静。带着音乐梦想，“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坐在星期一的硬座车厢里”，乘坐“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从下着大雪的石头城里开出来”。北风刮在他们的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民谣界忧伤的手风琴手 　　“野孩子”本就是正宗兰州乐队，主创大都来自兰州本地，他们专唱西北民谣，唱的时候，沉肃庄严、一身正气，跟当时所流行的“长头发、皮夹克、电吉他”的乐队迥然不同。张玮玮和郭龙正是受“野孩子”的诱惑而来北京的。如今，张玮玮来北京已有14年，中间虽有短暂离开，但每一次都又回到这梦想的原点。 　　刚到北京正是1998年，张玮玮内心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的梦想该怎样起步。他只好先跑酒吧驻唱，后来又跑到琉璃厂附近的一家乐器店工作，专门给顾客试乐器。上了一年班，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在兰州也是上班，干嘛非要千里迢迢到北京上班呢？正在这个时候，“野孩子”的主唱小索准备把乐队扩大，就找到了他和郭龙，邀请他俩加入。当时的张玮玮已很具音乐天赋，并且能够演奏管乐、键盘、吉他、贝斯等多种乐器，尤其擅长手风琴。于是，他让爸爸把他的手风琴从兰州寄到北京。就这样，张玮玮“稀里糊涂”成了“野孩子”的乐手。有了他的加入，乐队的音乐就多出一种手风琴低沉呜咽的味道，这也更适合对西北民谣的表现。 　　2001年，“野孩子”在北京创办“河”酒吧，并每周固定在酒吧演出。很快，“河”酒吧就成了北京音乐人聚会的重要场所。在这段时间里，张玮玮接触到了各色各样的音乐人和各种音乐形式，这对他以后拓宽自己的音乐道路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河”酒吧，他也体验到了独立音乐所带给他的纯粹的快乐，体验到了青春的巅峰状态。朋友之间的交往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交往，音乐也是最无拘无束、自由开放的音乐。虽然生活上很穷，但一切还都是那么美好。 　　后来，酒吧关闭了，乐队的味道也发生了改变，开始有了一些“复杂”的东西，犯晕的张玮玮便离开了“野孩子”。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音乐，更是为了寻找自己，他后来还去了新疆的伊犁和西藏的几座城市。断断续续在北京的日子里，他也先后加入音乐人左小祖咒的乐队、“美好药店”乐队和“IZ”乐队，充当手风琴手。那几年间，张玮玮背着他那把手风琴走遍天下，将他对音乐和人生的理解融入手风琴中。盲人歌者周云蓬很欣赏张玮玮的手风琴演奏，称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