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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大代表专职化思考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实行人大代表兼职制逐渐暴露出其问题：兼职代表角色冲突；人大“虚位”，民主决策流于形式。人大代表专职化是我国民主的新型探索成果，具有加强代表同选民的联系，发挥代表的作用、加强代表的履职能、有利于加快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大优越性，对于解决我国人大代表兼职化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 　　关键词人大代表；兼职制；专职化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人民代表兼职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兼职代表制的局限性和弊端日益凸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人民代表兼职化展开讨论，根据西方代议制议员制度设计提出要在我国实施人民代表专职化的建议。同时，地方也开始试水人大代表专职化：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湖南省代表团提出授粉议案要求设立专职人大代表；2010年四川罗江县设立了“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这一事件被称为“民主宪政探索的一种有益尝试”；广州更是走在全国的前沿，2003年，广州聘请了19名“特别委员”，组成了首批年轻的专职人大常委，专门从事人大的立法、监督和法律解释工作。然而，2000年，新修改的《代表法》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机惹您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新《代表法》的这一规定在法律上将人大代表兼职化固定，同时排除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可能性。随着新《代表法》的出台实施，地方试水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实践逐渐被撤销，可以说新《代表法》通过立法方式禁止了人大代表专职化的探索创新。 　　 　　一、人大代表兼职制的弊端 　　人大代表兼职化是指代表职务不是代表的本职工作，代表利用业余时间行驶代表职责。 我国的人大代表兼职制是效仿原苏联的“苏维埃”代表制度。现行的人大代表兼职制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天然联系。同时兼职代表长期在行业工作的第一线，对本行业的问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人大代表肩负着倾听群众意见、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责。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多元化问题日益突出，兼职人大代表的各种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并被放大，兼职的人大代表存在本职工作与兼职代表工作之间的矛盾。 　　（一）兼职代表角色冲突 　　2004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在上海发起的一场社会调查显示：调查中就五个核心问题走访了上海中下层百姓（均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外来民工；下层动迁居民等），五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因为生活上的问题找过什么人或机构？你有没有因为动迁或居住环境等问题找过什么人或机构？你有没有因为权益受到领导、雇主的侵害找过什么人或机构？等。调查结论发现，除遇到生活问题有0.2%的人找过人大代表外，其他没有一个人为任何问题去找过人大代表。在接受访谈中，有73%的人认为找“人大代表没有用”。这组数据可能不具有普适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我国人大代表履职的基本认知。人大代表不能解决群众问题似乎是对人大代表整个群体的一大讽刺，这一现状的出现与人大代表的角色有着巨大的关联。 　　一方面，人大代表的首要身份是社会身份，他们分属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只是在每年的人大会议期间行使人大职责和权利。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大代表，基本上是以领导角色进行社会活动。因此，在公众眼中，人大代表首先是某个行业的成员或者是领导干部，其次才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只能是“开会代表”，当群众遇到困难或者有问题时，找人大代表不如找关系，找关系不如找领导，找领导不如上访。可见，人大代表兼职化不仅使得人大代表角色淡化，同时也是群众对代表职能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兼职代表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本职工作而非来自人大和选民。本职与兼职的矛盾使得人大代表没有动力去与选民交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作为人民代表应该具备的素质能力和知识修养。人大代表先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代表，为人大代表提供生活保障的来自本职工作而非人大。公民的角色要求人大代表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本职工作上，人大代表的角色要求人大代表走访群众、了解群众所需、为群众解决困难。根据理性人原则和人大代表的兼职化，当公民角色和代表角色冲突时，人大代表自然要选择公民角色，做好本职工作。至于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就只能在每年的人大会议期间来完成角色功能了。因此，“开会代表”、“举手代表”、“哑巴代表”成为目前人大代表的主要“成员”。 　　 　　（二）人大“虚位”，民主决策流于形式 　　一方面，我国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然而宪法的上具有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在现实中的地位却是被架空的。在实践中，人大最大的功能就是聚集兼职性的人大代表“开会”，代表们最大的作用就是举手通过各项已定的决议案。人大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