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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治法经济学分析 　　[摘　要]走过了计划经济的我国依然习惯于管制或者至少是“监管”，包括对最需要自主性的市场主体――公司。公司的强大需要自治，公司制度的完善需要强调公司的自治权利。公司自治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而公司自治的这种经济特性早已深入法律的肌体。文章从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公司自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公司自治避免走向过激的“无政府主义”。 　　[关键词]公司自治；契约自由；资源配置；股东自治 　　[作者简介]王永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经济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3；陈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书记员，法学硕士，广西　南宁　530028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8-0079-06 　　 　　一、公司自治的简单述说 　　 　　公司自治，简单来说就是公司事务由公司自主决策，不受政府干预，独自承担自主决策的后果以及享受自主决策带来的利益。公司自治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公司事务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的随意干预；其二，公司及其机构或参与人有权自主决策，公司能够享受决策带来的利益，也有独立财产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其三，公司自治的权利并非法律授予，作为市场主体，理应享有各种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利，但是公司的自治需要公司法予以保护和维持，以避免政府的随意干扰――是为公司法的公司自治性。 　　公司自治包括形式自治和实质自治两个方面。形式自治指的是规范层面上，公司法采用任意性规范或者选择性规范，允许公司及其机构或者参与人意思自治。形式自治并不能够代表公司的真正自治，一方面某些强制性规范并不属于公司形式自治范畴，但其实是为了促进公司自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自治的边界可能大于公司法的任意性规范的范围；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并不能够确保得到实施，“徒法不能自行”，得不到实现的公司任意性规范也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自治的边界可能小于公司的形式自治。公司的实质自治，指的是公司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包括法律规范中以强制性规范出现但本质上出于促进公司自治的内容，也包括现实中公司真正能够获得的自治权利。形式自治帮助我们以简单的标准来考察公司自治，也便于为公司寻求自治获得法律上的主要支撑，但是考察一个国家公司自治的真实情况，则需要走得更远，看得更深，要把握公司的实质自治。 　　公司自治的保障主要依靠公司法，但是公司自治的载体主要是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宪法”，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公司章程的效力来源于“合意”，按照我国公司法，有限公司的章程需要所有股东一致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需要在成立大会按照程序由多数股东通过。这都是股东“合意”的体现。按照公司契约理论，公司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那么公司法是格式合同文本，一部分强制适用，一部分弥补合同的“缝隙”，降低公司参与人之间的谈判成本和纠纷解决成本，公司章程是协商签订的合同文本，是所有股东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公司内部其他关系，则是大量的“默示”或者说“潜在性”契约的结果。依据法理，强制性法律不可以违反，然后是协商的内容效力高于格式文本条款，格式文本的效力高于“默示”的条款。所以在公司中，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然后是章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然后是公司法的任意性条款的规定，最后是公司的“潜在性”契约。公司章程、公司法的任意性规定以及公司的“潜在性”契约，均为公司自治的形式和内容。 　　 　　二、公司自治的经济基础分析 　　 　　(一)公司自治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公司是市场之子。虽然在公司诞生之始尚且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但是很显然，没有市场就没有公司。公司成立之前需要资本的融合。现代意义的公司当首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制度魅力就在于巨大的融资能力，而资本的融通主要通过市场进行。公司成立之后成为经营者。最早的公司，比如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基本都是贸易型公司，而贸易只能发生在市场。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公司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也正是因为公司的高度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茂。 　　市场成为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之后，公司不再能够依靠皇家赋予的特权谋取利益，转而寻求在市场的竞争中优胜劣汰，获得竞争优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演变成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再到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不在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中得以体现。面对残酷的竞争，公司必须灵活机动，以最敏锐的嗅觉去发现市场之所需，以最迅捷的反应去应对市场之所变。于是，公司自治显得如此重要，在面对市场的时候，政府永远都是反应迟钝和信息失灵的，如果公司不能自治，静等政府的发号施令，公司的命运只能是死亡。 　　 　　(二)公司自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