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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媒体核心价值观三因素 　　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中国的媒体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党的“耳目喉舌”功能往多功能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核心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发展。从媒体长期的实践来看，内容品质、媒体人格调、全媒体时代的适应程度三方面的因素，都会对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带来影响。 　　内容品质直接体现媒体的价值观 　　媒体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导媒体进行一切新闻活动的重要思想原则，它指导着媒体对新闻事实的认识与评价，影响着媒体对新闻价值和报道方式的判断。一家媒体所持有的价值观，直接体现在它的新闻作品里。也就是说，媒体的价值观不是空泛的，它是通过内容体现出来的。内容品质愈高，其所依托的媒体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愈高。 　　有些媒体出现核心价值观的偏离，作为受众和管理者来说，最直观的察觉就是来自媒体所传播的内容。从内容来看，比较突出的有： 　　其一，报道失实、虚假。前段时间，一则关于“保定初定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新闻引起了全国的热议。报道称，京津冀三地已经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不过当天即被证实为谣言，但这则消息使得保定房价大幅波动，股市保定概念股大涨。这类失实报道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不便。 　　其二，格调低下的炒作。如某些媒体迎合部分受众浅层次的审美趣味，做出的内容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等。有些很火爆的相亲类节目就出现了偏离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节目中“拜金女”、“富二代”等嘉宾发出一些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言论，对观众进行不好的心理暗示，尤其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其三，刻意贬低某一群体。在进行新闻加工时，不分新闻事实的区别，就用一些同质化、简单化的标签词汇，在制造眼球效应的同时也将人群刻板化。比如，某些报道将“富二代”、“官二代”等词汇贴上富有、坐享其成的标签。2012年南加州大学枪击案发生后，一些国内媒体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称遇难学生属“富二代”，引发了网上一些不负责任的网友的不当言论，对遇难者家属、同学造成了伤害。更有甚者，在报道一些群体纠纷事件时，有的媒体有失客观中立，对某些群体呈现一种浅薄化的分析，不能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反而使得各群体之间的误解更深。比如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往往一发生冲突就认为是前者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复杂、阶层分化严重，媒体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客观、公正、平衡报道的原则，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其四，大量生产无法打动人的“正确”报道。这是媒体十分普遍的问题。尽管题材、内容很正确，但采访和写作都未下工夫，从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内容空洞无物。这种不具备传播影响力的“正确”，其实也是对核心价值观的削弱。 　　媒体人格调决定媒体价值观走势 　　媒体是内容生产商，新闻工作者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把关人的品行直接影响着媒体对新闻事实的判断和选择标准。有些媒体背离核心价值观，没有按照新闻规律、规范和受众的需求来甄别新闻材料。新闻价值标准发生偏差，往往是因为媒体人自身价值观发生了偏离。 　　办报的人常讲报格，报格是由人格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报格。报纸是这样，其他媒体也是这样。这些年，媒体的经营压力日益增大，在这一背景下，有些媒体经营者的价值观和改革创新的毅力发生了动摇，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以牺牲媒体的品质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如以发软文的形式，大幅刊登变相的有偿新闻广告。客户以投放广告来撤销舆论监督稿件的“有偿不闻”的情况，也比较常见。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媒体为获取广告以发公开报道或发内参的名义要挟一些单位。有的电视台为了追求高的“收视率”，采用恶搞、哗众取宠等非常规手段吸引受众的眼球，迎合某些人的心理需求。媒体人不能正确对待绩效挂钩，一味追求发稿量，不深入采访，随意从网上取材，造成报道失实或报道毫无新意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经济利益的杠杆出现失衡，媒体的价值观便产生偏移。 　　媒体人的格调体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媒体核心价值观的走向；而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媒体人的品格。这种相互作用，从4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的《中国特产报》新闻敲诈案中就可看得出来。这家报纸曾有过定位准确的较好的时期，但后来发包专刊报纸品质就差了。只要有人肯给钱，专刊的记者就写，不给钱就以曝光为名要挟。多名记者反复到基层地方政府采访，利用地方政府的个别问题，敲诈当地政府，收取专版宣传费。此外，《中国特产报》还伪造申请材料，为社会人员办理新闻记者证。20余名持证记者均不在报社领取工资，他们大多属于专刊部门，需要自谋生计。巨额的承包费用，不敲诈靠什么赚回来？人格与报格一并丧失，导致报纸被责令停刊，这是必然的。 　　媒体和媒体人要将核心价值观视作生命，它是媒体保持活力的源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