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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七年文学中史诗性写作 　　摘 要:本文认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小说都具有一种史诗性。“十七年文学”的史诗性既有其时代的背景,亦有作家在救亡中完成革命启蒙的自觉追求。本文论述了这两类题材的一些作品所具有的宏大叙事、崇高风格和英雄主题的史诗品格,在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时也给予了历史化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史诗性写作追求在当下中国文学的延续。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史诗性 宏大叙事 崇高风格 英雄主题 　　 　　总体上看,“十七年文学”大多作品都有史诗品格,这最主要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1]的小说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革命历史小说”是对历史的记录与整合,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和发生的必然性,来昭示革命的正义性和现实的合法性[2],它所塑造的英雄典型和宏阔的时空跨度都成为“当代文学”史诗性写作的的经典范本。这类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收获颇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等。 　　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是对过去革命的确认,那么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农村题材”作品则是对现实的颂扬与肯定。把革命历史正典化与把现实生活宏大化是统一的。生活的宏大化是整个时代亢奋的表征,它是激情的燃烧,是对革命的继续是另一形式的革命。“农村题材”作品中,具有诗史品格的有《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实际上赵树理的《三里湾》在某种程度上亦具有史诗性。破坏与建造实际上是二而一的,这二类作品组成了中国的革命史和建设史。 　　“十七年文学”史诗性作品的繁荣,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规训的结果,它有作家的自觉意识在里边,急剧变化的宏大时代下,作家的史诗性追求是必然的;也不仅仅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的问题,也许在具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家看来,救亡(革命及建国后的各种“摸索”)就是最大的启蒙,在救亡中完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是史诗性写作的目的之一。它的急切心态、功利目的及意识形态色彩决定了这些作品的主题内容、艺术风格以及在今天看来的种种不足。 　　 　　一、宏大叙事 　　 　　如前所述,不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农村题材”作品都是一种大叙事――大时代中的大事件、大问题,如《保卫延安》这部“英雄史诗”写中共高层对革命“圣地”的主动放弃与最终收复;《红日》更是写了解放战争中国共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其次是写大时代下个人的命运与选择,个人只有认清历史发展的“本质”,才能参与革命进程,完成精神的提升与灵魂的升华。时代在个人身上的投影,被笼合进宏大叙事中,成为现实合理性的最好注脚,如《红旗谱》、《三家巷》、《青春之歌》等革命“成长小说”[3],写农民或知识分子的觉醒、选择,进而参加革命,成为革命英雄或历史的主体。 　　还有,就是写当下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合作化运动(《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通过对重大事件的把握,构建时代的整体风貌。当然,这些作品之间的差异与内部的裂痕在下文会提到,但总体上看,内容上呈现的“大”却是一目了然的。宏大叙事必然要“多部头”才能完整呈现。“十七年文学”中史诗性作品多以“多部曲”形式出现,例如“大波”系列、“一代风流”及《创业史》与《红旗谱》的多卷本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才能反映出“伟大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历史真实”。 　　 　　二、崇高风格[4] 　　 　　这里的崇高不仅是审美范畴上的,而且主要是指这些作品呈现的昂扬基调、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信念。风雷、青松、太阳等象征意象下是单纯化的个人,他们信念坚定、目光炯炯,即使被虐待,遭受肉体上的折磨,也依然是“精神上的巨人”。那些困境只不过是为考验他们的革命意志、激发仇恨或让自我注入意义而设置,这在《红岩》(如其中的江姐、许云峰)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保卫延安》也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等一系列检验意志的逆境,这也使小说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急促高亢的情绪中。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如《创业史》、《三里湾》,虽然有不少运动的障碍,有各种“落后人物”,甚至“阶级敌人”,但“新事物”的活力和“先进人物”的召唤力最终战胜了前者,无论是《三里湾》中画家的那副三里湾的未来图景,还是梁生宝买稻种的诗情画意,都显示出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把历史现实化,把现实历史化,把历史、现实都未来化――未来的美好和乌托邦远景是乐观主义的基础。历史进化与线性时间发展[5]这种“向前看”的逻辑遮盖了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昂扬的氛围下,悲观、失望、痛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与根基。――解构式的解读是快意的,但崇高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在当时有存在的必要性。 　　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下的新政权,它的内部如果不同质化,作家的作品没有昂扬的基调,而是悲观失望,仅仅表现所谓人性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