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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思考 　　[提　要]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价值重构现代性 　　 　　无论就20世纪文学的宏观视野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架来看，“十七年文学”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它似乎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颇难跨越但又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坎”。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现象的“十七年文学”才逐渐浮出水面，受到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尽管在“十七年文学”“是什么”、“怎么样”以及文学资源的评判和转换等问题上彼此存在明显的歧义，但要求摆脱旧有的政治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努力构建合历史、合目的也合乎文学本义的新的阐释体系，则已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这说明，现当代文学学科正在不断地走向理性和成熟。 　　现在的问题是：在具体的文学文本、文化现象(如潜在写作、民间意识、文化体制)解读和文学史编写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大的关乎“十七年文学”整体历史和性格评价方面则似无实质性的突破。从研究思路上看，解构多于建构，批判胜于建设。有些论者在指出他人研究存在问题时，往往引经据典，宏论滔滔，对之作富有深度的批判和质疑；但一俟涉及“应该怎么办”即讲建设这个话题，常常就语焉不详或巧妙地予以回避，相当程度地出现了失语。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十七年文学”的内在复杂――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同时也说明批评主体不够强健，它还没有真正达到同化客体，并用整体开放的观点理性地把握对象的境地。而后者，反过来又不能不影响“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层次。基于此，我认为在保持原有学术优势、继续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和改变目前相对比较分散孤立的研究格局，倡导一种融批判与建设于一体的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在上述具体问题和各个方面研究都有明显突进的情况下，现在该是到了将它们整合并进行整体研究的时候了。这或许是“十七年文学”研究寻求新的突破的一条途径，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 　　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不同于“五四”文学，甚至不同于延安解放区文学，此时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它对文学文化的领导由纯科学的理论想象进入到具体的“政党实践”阶段，带有明显的实践操作色彩，这就使它较之一般文学更复杂也更具整体性、探索性的特点。这也是落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不同于常规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文化发展的范式，是毛泽东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而与列宁更为接近的原因之所在。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在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与时代、社会保持同构对应的关系，而且也被纳入到“政治一经济一文化”一体化体制中，当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它既有存在的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特定历史阶段造成的文化尴尬和悖论，当然更有我们自身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文艺政策与文化生态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谨慎地予以分析和清理，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即便是认定“十七年文学”就是哺育红卫兵的“狼奶”，那也要进一步追问“狼奶”是从哪里来的，与现代文学及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作整体综合的考察。实际上，“十七年文学”毕竟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甚至被它们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我们不应该割断它与它们之间的内在的精神血脉的关系。那时文学政策的制定者和文学生产的管理者从毛泽东到周扬到历届作协领导人，他们从来不是就文学谈文学，而是从一体化的高度关照文学。无论是批判(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和胡风的文艺思想)，还是推崇(如推崇“大跃进”民歌和政治抒情诗)，都基于这样的立场对它进行定位。“十七年文学”的复杂和内在的矛盾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对它采取任何简单肯定或否定方式都是不合适的。至于像有些人那样用“五四”时期所谓的“人的文学”的标准来对它进行考察，尽管这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有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击中了问题的本质和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