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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研究引证标注方式及相关问题 　　历史学论文写作和出版的引证标注方式、注释编排方式等具体技术规范，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这种关心，对于学术界改进和逐步完善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是一件大好事。对于鄙刊过去和现在实行的引证标注方式等有关规定，无论发表赞成或反对的见解，鄙刊同仁都会竭诚欢迎。 　　鉴于一些讨论涉及鄙刊编辑部有关规定中的具体问题，为便于讨论或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想说明一些情况和个人见解。因为对于有关问题缺少深入研究，只能根据多年担任编辑工作的感受谈谈个人看法，多属经验之谈和一孔之见，没有什么条理，还是属于杂谈。 关于具体的技术规定等，在网上讨论的效率太低，很可能事倍功半，所以不想多谈，以后应当有机会利用座谈会的方式向同好者请教。以下主要谈一些相关的原则和基本态度问题，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无论对错，一概归个人负责。为行文简便，用开中药铺的方式罗列如下： 　　1.所有社会科学著述的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都有待于逐步完善。无论是引证标注方式，还是注释编排方式，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规范（无论是舶来品，还是真正的洋货，或者是传统的土货）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绝对正确或惟一正确的。随着社会环境、写作和出版的技术手段、学术本身的变化等等，这些有关的规范当然也会发展变化。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应当允许任何一种不完善的规定或规范设法改进和争取逐渐完善。 　　鄙刊同仁希望逐渐改进我们自己的有关规定，为此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 鄙刊编辑部过去和现在实行的有关规定，确实存在种种亟待改进之处。针对这些需要改进之处，任何具体的批评指正都是有益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当根据莫须有的揣测任意引申和议论。 例如，关于某种责任方式（撰著）的标识是否可以省略、责任方式之后是否应当一律标示冒号，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不论如何，原本不存在对待不同责任方式的褒贬区分，如果再由此引申到鄙刊同仁对于责任方式不同的著述的学术价值的区别方式和判断能力等（莫须有的）问题，那真是云山雾罩，让人不知所云，而且会使人失去认真讨论的兴趣。 　　2.“并存并荣”比“大一统”更有利于有关规范的进步。既然各种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都还有待逐渐完善，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处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的规定可以互相比赛、互相促进，逐渐形成几种各有特色、适用于不同学科领域、分别为不同杂志所接受的比较权威的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规范。同时，我们始终应当允许一些杂志坚持自己的某些技术规定。谁又能包治百病呢？ 　　不同的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并存，一定可以互相促进。现在出现的讨论不正是一种互相促进的态势吗？我认为，不同规定之间不一定必然出现“纠葛”。不同的规定可以互相学习，如果学习的结果是演变成为一模一样的规定，那就是自愿的统一。这种情况也是已经出现过的情况。如果学习的结果是求同存异，那就继续学习。无非是继续比赛，不至于天塌地陷。 　　我所不赞成的是：主要考虑自己方便、基本不吝惜别人的脑力、体力和精力，自以为是、眼高于天，盲目要求别人学习自己而不大肯向别人学习，甚至滋生霸道主义、幻想利用非学术的影响强制学术界一律缴械投降、俯首称臣。 　　事实是，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我们认真看看各种“上级主管部门文件”，有没有能使某一种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规定“无疑具有一定的‘法律’的效用”的文字呢？有没有强制所有刊物一律执行一种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不允许“固守阵地”的期刊“我自岿然不动”、不允许“硬不执行”的规定呢？我相信这样的情况是不会轻易出现的。 　　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文字和规定，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进行现在这样的讨论呢？会不会出现万马齐喑、愁眉苦脸的局面呢？难道在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火与铅的编排时代”之后，在“互联网文献资源的客观存在”和“学术研究国际化时代的来临”已经被反复指认、不容置疑之后，还会有人向往这样的学术环境吗？如果论文写作中的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都必须全国内地完全一致（现在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建议上级主管部门考虑这方面的世界大同问题），还会出现学术精神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吗？还有可能建设我们期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吗？我们的大学文科建设还可能有再一次跨世纪的机会吗？真叫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 　　事实是不同的引证标注方式或注释编排方式所在多有，现在远远不只是两家，甚至也不只是十家八家。我希望可以逐渐归并，形成几种比较权威的规范。这种归并是通过自由的学术竞争逐渐实现的，而不是用发布政策文件的办法决定的。在此之前，大家应当一律可以存在，一律具有享受阳光雨露的机会，具有同样的生根发芽的权利。“并存并荣”比“大一统”更为有利于有关规范本身的进步和整体学术水准的提高（改革开放20年了，这样的问题目前应当不需要反复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