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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文化遗产一些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强调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内容。所谓的传统就是既定的、被民族所坚守的生活习惯,就是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再到自觉状态的生活习惯。我们民族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在今天仍然被坚守着,这就构成了传统的基本内涵。但是,人们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传统与落后相悖地结合起来,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人们给传统的内容作了一个简单的鉴定,就称它们为“封建迷信”。所以,我们理解民族文化遗产需要一种更科学的视角。 　　 　　一 　　 　　我们民族把传统等同于落后的这种思维定式,是历史空间形成的。有学者曾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其中以汉唐之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民族地位的影响,中华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对于元文化,明代进行了一种整合,而到了清代,中华文化又发生了巨变。有人说,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不自信了。这种不自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觉得应该是从1840年开始的,尤其是在1895年之后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表现出了巨大的失望。而这种情绪的弥漫却是建立在一种悖论之上的。这种悖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修身养性与民族生存使命感、责任感的矛盾。当时的“公车上书”就表现了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迅速改变落后状态和民族迅速崛起的愿望。同时,在民族精神方面,文化失望感让社会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真空。无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下层社会,都弥漫着这种文化失望氛围,这种氛围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辉煌的过去,却在列强的枪炮之下很快就被摧毁了,这是历史的尴尬。于是,许多人都说封建文化的大车载不动中华民族的精神趋向。这种历史的泥沼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民族意志的消沉。我们可以把它与鸦片战争联系起来,称它为“思想的鸦片”“文化的鸦片”“精神的鸦片”。 　　文化失望感并不一定使民族沉沦,有时候会以悖论的形式形成一种民族自强精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志士提出了“新民”理想。“新民”作为一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求得民族新生,是五四时期形成的文化失望的极点,于是,人们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说尽管在晚清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大挣扎时期,民族精神失去了一些支撑,但一批仁人志士的行动仍然是民族发展的清醒剂。比如,新文化运动使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照亮了旧时代黑暗的夜空,令人们心神荡漾、激动不已。在当时中国出现现代文明缺失的时候,在文化失去了精神支持和思想支持的时候,千百万人民在努力地寻找救国的良药,这就是科学和民主。唯物主义精神强调人民群众作为一种特殊的动力资源,促使他们最终选择了科学和民主。而对于自己的传统,人们形成了一种以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思潮。其中,最典型的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所具有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批判精神,像郭沫若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掉\我把月来吞掉\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他们认为,要实现民族新生的愿望,就要形成一种创新的洪流。这些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一种幸福。也就是说,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确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和梁启超一样希望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所以在人们感到文化失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在学理上对传统的误读。今天看来,这种误读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有一批学人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1918年,北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高举着科学和民主的伟大旗帜,掀起了一场运动,即“歌谣学运动”。这些学生自觉搜集民间的口头歌谣,还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但是,这场运动收效甚微,因为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思维定式。当然,这些年轻的文化先驱们高举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展现民众的文化也影响了人们对传统的思考。 　　 　　二 　　 　　要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就必须从民众开始,于是,把人民的情感、意图、思想、文化提到很高的位置就成了五四一代人的理想。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许多具有“新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从文化失望到建设新的文化空间,这种理想在逐渐唤醒民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伐胜利的声音影响中国大地的时候,有一批学者在中山大学组织了一个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刊物。他们在刊物创刊四周年的时候曾经提到,他们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倒以封建贵族为中心的皇权历史,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打倒封建等级文化,建设新的平民文化等。就是说,人们要建设新的文化,必须颠覆旧时代和旧文化,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民族新生。当时,这样一种简单的文化愿望,成了很多人的历史诉求,形成了一种文化宣言。大家都探索着民族新生,尤其像鲁迅、胡适等人都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他们认为,只有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才能救中国。中华民族在1840年后那个特殊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