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环境司法机制的再造.docVIP

智能时代环境司法机制的再造 　　摘 要：自2007年以来，环境司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环境司法仍存在着立案难、立案少，公众参与意愿低、难度大，司法裁判社会效果不佳等难题。环境司法既面临着证据取得、事实认定、损失计算等技术方面的障碍，也受制于环境法律体系不健全、跨行政区域污染管辖矛盾、“三审合一”不能有机融合的制度瓶颈。在智能时代，打破部门藩篱，在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推动环境司法的智能化，通过降低诉讼成本以激励公众参与、充分共享数据以提升裁判质效、精准推送类案以推进司法公正、科学评估损害以提升裁判信度、预判环境风险以实现预防理念，可化解当前环境司法中的难题，并为“智慧法院”的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智能；环境司法；数据共享 　　中图分类号：D926.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5-0095-06 　　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是十九大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政治承诺。为此，我们需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1]。 　　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理应发挥裁决争议、救济权利、维护公益、惩治违法的功能。在理想图景中，法院应通过个案的裁判确立环境参与规则，指引环境参与主体依法行为，最终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有力保障生态建设的顺利推进。当前，法院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有目共睹：早在2007年，贵州省清镇市就成立了中国首个环境保护法庭，揭开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序幕。截至2017年4月，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已达956个。这样大规模的机构建设，彰显了法院对环境司法的高度重视。在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对司法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革新时代，检视十年来环境司法的得失，思考如何借力“智慧法院”的全面建设，实现环境司法工作机制的再造，是新时代环境司法的必然要求。 　　一、环境司法的现实困境 　　随着环境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却对法院的环境保护功能期待不高。一方面是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频发，利益相关方为维权不惜采取游行示威等激烈的对抗方式；另一方面，最终进入诉讼的案件却数量有限。从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16373件，环境资源民事案件187753件，环境资源行政案件39746件[2]。每个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年均受理案件数仅为200??左右，工作量明显不饱和。为环境保护而专门设立的审判机构面临着立案难、立案少、环保法庭“等米下锅”[3]的尴尬境况。 　　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典型示范效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则更为少见。据《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15-2017）》公布的数据，自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仅为57件，审结13件；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791件，审结381件。按照2015年新环保法的规定，全国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保组织有数百家，但较为活跃的仍只是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绿发会和自然之友三家。虽然这一年多来，检察机关承担起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重任，表现也可圈可点，但从检察机关的环境公共利益代表性、法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并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4]。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进行了修改，把检察机关作为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缺位后的补充性环境诉讼原告，同时赋予其支持民事公益诉讼的职责，检察机关直接作为原告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环境公益诉讼的前景因此又增加了不确定性。 　　环境司法还不得不面对比其他类型纠纷更具冲突性和对抗性的现实。环境侵权类案件的上诉率是全部民事案件上诉率的2.16倍，当事人的利益更难协调[5]。大量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侵害案件并不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由于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施害者与受害者力量对比悬殊的案件还存在引发次生矛盾的风险[6]。特别是在环境行政诉讼中，原告败诉率较高，造成法院不独立、不公正的不良感受。在环境诉讼中，法院裁判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持续处于低位，不利于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妥善解决，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终局性，并不断消耗法院的公信力，使环境司法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二、环境司法的技术障碍和制度瓶颈 　　（一）环境司法的技术障碍 　　环境科学属于工科，在广义上还是跨学科领域的专业，它既包含像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学、地理、资源技术和工程等物理科学，也包含像资源管理和保护、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