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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生态环境与领导干部心态的互动关系分析 　　摘 要： 新政治生态环境与领导干部心态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且相互作用的有机体。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新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下领导干部表现出的三种问题心态。政治生态由人的行为造成且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行为;人的心态可以建构新的政治生态。新政治生态环境与领导干部心态应在优化互动中实现融合共生。 　　 关键词：新政治生态环境 领导干部 心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1-0372-02 　　心态源于情境，且决定着一个人处世与行为的状态。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培育一种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新时期对全民心态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而领导干部作为一个肩负社会改革与建设任务的特殊群体，其心态健康与否以及由其衍生的价值取向、情绪表征等因素必将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而政治生态环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酝酿形成了作用于领导干部心态的正负能量，反过来促使其呈良性抑或恶性发展趋向。 　　一、新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建设呈现出新的特征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立体坐标轴，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存在状态。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生态型政治改革的大门，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高压反腐到依法治国，从群众路线到三严三实，全党上下自觉把“铸灵魂”、“塑形象”引为新常态，一种更廉洁，更注重法治，更强调人民性，更务实的新政治生态环境正在形成。 　　政治生态建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内在需要通过不断地进行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为其筑造起生态结构，外在也要不断地抵御腐败为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二者缺一不可。某些情况下腐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会抵消制度与文化建设带来的积极效果，从基础上瓦解政治生态的建设成效。因此，良好的政治生态建设需要从反腐败入手重构被腐败行为破坏的秩序观和依附之上的价值系统，以稳固强化整个政治生态系统根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视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推动形成了从严反腐的“高压态势”。从网络反腐到实名通报，从群众举报到严格执纪，查贪不预警，反腐无禁区，空前的反腐力度震慑了领导干部的官僚思想与作风行为，“山头主义”之风得到遏制，党内政治生态关系得到进一步净化，受损的政治文化结构开始修复，良性政治生态环境建设道路上的各种障碍逐渐被清除。 　　新政治生态环境的建设内在需要剜除腐败毒瘤以克服其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外在则需要强制性力量以保护系统规则的有序执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为核心议题并对其做出了顶层设计，这对深化改革时期新政治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法治思维方式，严格规范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使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崇尚尊重法律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了权力主体的权力范围与界限，为领导干部确立了行使权力的制度红线，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因此得到了合法有力的保障。 　　一个运作良好的系统，不仅需要实现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职能定位。[1]高压反腐的持续开展实现了对制度权威的维护和制度规则有效力的发挥，依法治国则为优化政治生态环境秩序、防止政治生态负向发展建立起了安全防护网。而这两项工作的开展都是为了保证政治生态环境秩序的建立和运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为我们践行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提供了遵循。加强群众观念，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真正做到关心群众利益，严格恪守“三严三实”，努力破除和杜绝“四风”，有力地改善了政治生态环境。 　　二、新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下领导干部存在三种问题心态 　　社会变迁内在的涵盖着社会文化的变异，并反映在人的心理层面。在新政治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领导干部作为主要受影响者，无论行为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冲击”。鉴于二者之间存在着此种影响关系，笔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领导干部在新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表现出三种主要的问题心态。 　　1.逐渐摆脱潜规则影响之下的“绑架性腐败”心态 　　政治生态系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生态联动关系。系统内部的政治生态文化氛围也会在不同的政治主体之间散布和感染，并影响到多数行动主体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 ;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健康的政治生态，对内可以聚集人心，对外可以树立良好形象。畸形的政治生态，则会无孔不入地侵蚀和破坏整个社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