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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一种特殊的文本 　　最近，多地语文教材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其中鲁迅的《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多篇作品被删除，巴金反思文革的文章和余华的小说等被新选为课文，就像教材的每次变动一样，这次增删一时引起热议，并且因公众对《陈毅探母》、《爱迪生救妈妈》等文章的质疑，引起语文教材“杜撰”、“造假”的批判风波，教材被指有“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等问题，面对诸多的指责，教材改革应对教材进行重新的定位：教材究竟应该是什么，而不应该是什么呢？ 　　教材不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的编排，教材的权威性应是“知识的发展价值，而不是知识的储藏价值”。教材“不是供传授的经典，不是供掌握的目的，不是供记忆的知识仓库”[1]。我们不否认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但不应以此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此为途径和手段，通过它去实现智慧的或发展的目的。教材内容本身不是真理，但其中蕴涵了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手段。这需要师生不停地探索、追寻真理，虽然永远只能接近而无法穷尽真理，但真理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在时代的变迁中重现和绵延，在创造中获得永恒。在此意义上，对教材“不同的理解比更好的理解更表现了理解的真理”[2]。也就是说，教材只是教师、学生与真理跨越时空进行对话的中介，这场对话，能否真正进入教材作者、编者内心，了解他们精确的想法，了解他们创造文本的真实意图，不应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真正需要把握的是其中所蕴含真理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的是与真理同在，也就是真理现时的发展，真理今天的意义。在理解中，我们以自身的经验不断向教材提问，也不断从教材中找到答案，然后它又赋予我们新的问题。所以，在现代教材观下，教材应该以“文本”的面目而不应以 “经典”的面目呈现。教材首先是一种文本，需要具备一般文本所具有的意义的开放性、历史性、创造性等特征。 　　一、 教材是一种文本 　　1.文本的含义 　　西方的文本一词，源于拉丁文的(texere)，本意是波动、联结、交织、编织，并因此衍生了构建、构成、建造或制造等意义。文本一词有广泛的含义，一般而言，文本是指按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语句组合体，短至一句话，长至一篇文章、一本书，在后现代主义视域内甚至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一个文本，认为文本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有文本的地位(一个口头文本)”[3] 。法国哲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本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4]，换句话说，由于书写，本是瞬间的话语由固定不变的文本所取代。 　　2.文本的特征 　　当文本取代了话语，发生了一些重要改变，具有了一些重要特征：第一，固定性。话语是转瞬即逝的，而文本却因为书写而获得了某种固定性。第二，简化性。话语通常与言说者的声音、姿态、现场气氛等情景因素相关，具有丰富的特征，而文本却无法真实地再现这些因素，在对作者原意和事件的表达上具有简化性。第三，意义的不确定性。语言是由言说者根据特定的倾听对象或对话者发出的，其语境也是特定的，因此，话语的意义一般是确定的。然而，文本由于书写的固定而被简化，解除了本有的语境关联，个别的针对性的话语成了一般的普泛的文本，其意义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文本的语境是有待于重新建立的，其意义也就只是一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尚需要在重新建立的语境中才能确立[5]。 　　3.文本的意义 　　传统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关系现在被作者――文本――读者所取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的替换，它包含一个理念的、质的转变：即由传递作者意图的作品变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文本。 　　一个文本有三层意义：其一，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观意义，即作者赋值的意义；其二，客观意义，即文本问世后自身所具有的意义。文本一旦固定下来，作者的赋值便被文本的语言所物化。这一客观意义既是作者赋值的结果，也是读者对文本赋值的依据；其三，读者理解的主观意义，是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的意义，即读者赋值的意义[6]。 　　二、 教材是一种特殊的文本 　　教材文本是一种文本，具有文本的一些特征，同时，与非教材文本相比，它还具有一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教材文本形成的特殊性，教材文本地位和功能的特殊性，教材文本面临对象的特殊性等。 　　1.从文本到教材文本：教材文本形成的特殊性 　　教材文本很多是经典的经典，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文化经典以非教材文本的形式出现，知识处于生命的潜在状态，读者仍是有限，如果一旦被选进教材，代代相传，其潜在的力量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