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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普通话――英语讲话者的心理词典表征研究――现状与未来 　　摘 要：该文通过对三语心理词典相关研究的梳理，指出目前三语研究在方言相关研究方面的缺失，同时论述说明了与方言相关的三语心理词典研究的重要性，为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方言 普通话 英语 三语研究 心理词典表征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003-02 　　语言使用者所拥有的关于单词的词形、词义、搭配、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内容的知识总库被心理语言学家称为“心理词 　　典”[1]。对心理词典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词汇在大脑中的存储方式及其使用者从大脑中提取词汇的方式。对双语及多语者心理词典表征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同时掌握及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的词汇知识在大脑中的存储方式及其使用的各种语言的词汇知识在大脑中如何相互联系。熟练程度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者心理词典中的表征方式也不同。 　　在梳理相关研究之前，还需对双语及多语者进行定义。狭义的双语是指人们掌握及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广义的双语不仅指人们掌握及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也包括掌握及使用标准语和方言[2]。多语可以在双语的基础上定义。为了指称方便，本文将采用广义的双语及多语的定义，将掌握及使用方言、普通话及英语者称为三语者。如文中有涉及狭义的双语或三语者，将另外进行说明。 　　在对心理词典的研究中，关于双语的研究较为丰富。相关的理论及模型多数都是利用双语的研究提出及验证的。Potter等[3]在1984年提出了多语者语义通达的层级模型，该模型包括词汇链接模型（图1）和概念中介模型（图2）。词汇链接模型认为第一语言（L1）中的词汇直接与概念意义（C）联系，而第二语言（L2）中的词汇只能通过L1中的词汇间接链接概念意义。概念中介模型认为L1和L2中的词汇都与概念意义直接相连。Potter 等人的实验[3]支持概念中介模型。但Kroll和Stewart[4]随后却发现在图片命名实验中L1的反应比L2的反应快，而双语者把L2 翻译成L1 的时间比将L1翻译成L2的时间短。他们据此提出了修正的层级模型（图3），认为对不熟练L2者来说，必须经过L1的词汇表征来通达概念意义，L1的词汇表征比L2的词汇表征大，L2→L1的词汇表征的联系强度大于L1→L2词汇表征联系的强度。当学习者的L2变得熟练后，能够直接获得L2到概念意义的联系，但是词汇联系仍然被保留。很多实验支持或部分支持了该模型的假设[5，6]。在De Groot等[7]提出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中，则强调了词汇特征对双语者加工的影响。 　　以上模型都是依据对双语的研究提出的，是三语研究实验开展及理论建立的基础，但如果直接借助双语的模型来解释三语及多语的产生、表征及通达，“对非母语习得的理解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8]。近年来，开始有语言学家关注三语或多语的习得，国内外研究者[9-13]对三语词汇的语义通达及表征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少数民族语（藏语、维语等）-普通话-英语三语者及普通话-英语-第二外语三语者的心理词典表征，而现有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争议。如李利等[11]考察了熟练中-英双语者对不熟练的第三语言词汇的语义通达方式，发现熟练双语者虽能够直接通达L2词汇的语义表征，但仍然需要以L1词汇为中介间接地通达L3的词汇语义。而崔占玲和张积家[12]在对藏-汉-英三语者语言联系模式的研究中发现，L1（藏）和L2（汉）之间为概念调节联系模式，L2和L3（英）之间为词汇联系模式，L1和L3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为三语研究，显示的L1和L3之间的关系却全然不同。 　　另外，在已有的研究中，涉及语言变体（方言）的研究也十分有限。涉及方言的三语研究至今只有两项：陈栩茜和张积家[14]研究了粤、普、英讲话者的语义表征，发现在粤-普-英讲话者的心理词典中，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语词共享同一语义表征；范小月，王瑞明[15]则考察了粤语和外语学习对词汇通达能力的影响，发现与外语学习一样，方言也会影响个体的词汇通达能力。这两项研究都是跟粤语有关的，未发现与其他方言相关的三语心理词典表征研究。 　　相当部分的中国大学生都掌握普通话和至少一种方言，其中，方言是他们自幼学习并使用的，最为熟悉，普通话一般稍迟于方言习得，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熟练程度不如方言。而英语的习得一般更迟一些，日常使用也更少。心理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已证明了方言对普通话习得及使用的影响，关于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影响的研究更是多不可数，那作为最先入驻心理词典的方言，是否也影响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呢？方言与普通话及英语之间在使用者的心理词典表征上以怎样的方式互相联系？ 　　从本质上来看，方言-普通话-英语讲话者跟狭义的三语者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