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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区市立法权研究 　　摘 要：2015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社会常态下，对我国的立法制度做出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对于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直接提供了制度上的强力支撑。本文通过对立法权的来源进行研究，从法律实然层面进一步梳理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行使与掣肘，从而对设区的市立法权有更深入了解。 　　关键词：立法法；设区市；地方立法权 　　一、设区的市立法权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与115条的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但是通篇阅览《宪法》其中并未明确规定设区市拥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法定立法权。而根据新通过的《立法法》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明文规定了设区市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限，那么关于设区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来源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根据修改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而《宪法》中明确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只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即可，两相对比即可分析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拥有完整的、独立的地方性法规立法权限，是得到《宪法》与《立法法》双重认可的权利，而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是需要得到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审查后方能施行，这表明设区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拥有完整、独立的立法权限，其立法权限受到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严格监督。 　　另一方面，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备案。以上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表明设区市拥有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不仅须报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同时其权利来源与行使是受到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控制”与“监督”，这更加突出显现设区市所拥有的立法权限是受到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约的不完整立法权，其合法性来源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1]。 　　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的结构形式而言，地方的立法权限来自于中央立法的明确授予，法无规定不可为，显然，设区市所享有的地方立法权限并没有得到宪法的明确授予，仅仅只是来自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二次分配”，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认识，从维护宪法?嗤?性的角度而言，确有必要将其写入宪法之中，方能有理有据。 　　二、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所受的掣肘 　　修改过后的《立法法》对于设区市都明确赋予了其拥有一定程度的地方立法权，由此前“较大的市”扩大到所有的设区市以及包括广东东莞市、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等不设区的地级市，显然立法主体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既有利于这些设区市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其职能，同时又有利于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见，此次《立法法》的修改实际上是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社会常态。 　　虽然《立法法》对地方立法权主体进行了扩容，但立法体制的变革却对我国当下的立法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设区市行使地方立法权在目前的立法制度下其实是受到了不小的掣肘。 　　（一）来自外部环境的立法掣肘 　　从理论分析，一个立法主体不同时期制定的法律也有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的可能性。而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抵触的可能性更高。 　　《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而根据来自中国人大网的数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有252部，行政法规及文件有674部，地方性法规规章有22123部，部委规章及文件有3928部，如此庞大数量的上位法横亘在上，随着地方立法权主体的倍增，非常容易导致下位法违反上位法，法规之间的自相矛盾，相互抵触。这些现象必将随着全国各地设区市开展立法工作后逐一显现出来。 　　同时《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后半段规定了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有权对设区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一旦通过合法性审查，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这表明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此项工作，并拥有最终的批准权。虽然《立法法》对设区市的立法权限范围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但所谓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其实际范围可谓十分广泛，例如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城市道路建设规划、古民居保护等等，换言之，对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合法性审查工作而言，任务量不言而重。于此，合法性审查能否做到细致？省市人大关系能否做到相互尊重？ 　　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