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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贿赂犯罪中证据特殊性及证明责任法律问题探析 　　摘 要：贿赂犯罪是我国腐败犯罪的主要形式。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呈现隐蔽性强较难取证；以言词类证据为主，形式单一、稳定性差；再生证据较为常见等特点。同时由于其高度隐蔽性，使得传统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存在不合理之处。本文的最后，为更好地侦破贿赂犯罪提出了几点构想：丰富取证手段，完善强制措施；引进辩诉交易，促使嫌疑人积极坦白或自首；合理分配证明责任的措施。 　　关键词：贿赂犯罪；证据；证明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5-0054-04 　　近年来，中央纪委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作为重要工作，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持续高压推进，我国反腐工作硕果累累。仅2017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问题4.34万起。其中，违纪行为1.1万多起，占当年查处总量的26.2%[1]。但我国对于腐败犯罪的惩治任务依然任重道远。自古以来，贿赂犯罪就是我国腐败犯罪的主要形式，禁止受贿是我国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2]。随着反腐工作不断进入深水区，一些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反侦察意识不断加强，作案手法多样化且愈发隐秘。在司法实践中，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各执一词，形成一种所谓的证据“一对一”情况。同时，这类犯罪的嫌疑人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丰富社会阅历，对于犯罪时所留下的痕迹往往通过各种手段予以销毁，因此难以对证据进行充分的收集，审查和认定犯罪事实难度大。此外，还应厘清公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各自所应承担的证明责任，肃清一些错误观念，指引司法机关全面地收集证据，客观公正地认定案件事实。 　　一、我国贿赂犯罪中证据的特殊性 　　由于贿赂犯罪手段较普通犯罪相比存在特殊性，因而贿赂犯罪的证据也有着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可以发现贿赂犯罪中的证据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贿赂案件隐蔽性强，难以取证 　　普通刑事案件通常有明确具体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具有充足的内心动因主动提供报案材料并进行指控。而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由于缺乏具体的受害者，少有受害者主动提供案件线索来源，通常依赖纪检部门主动侦查，使得案件本身难以暴露出来。此外，普通刑事案件的作案过程中容易留下蛛丝马迹，因此在侦办普通刑事案件时循着这些证据线索，可以较为顺利地完成证据的搜集和审查。而贿赂案件通常形成“双赢”的结局，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因此在进行贿赂犯罪时犯罪嫌疑人通常都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秘密进行，无第三人在场，且通常极少留下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有力证据，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难以从外围突破。正是由于贿赂犯罪的上述特点，使得贿赂犯罪的侦查过程往往呈现“由供到证”的特点[3]，即往往是通过审讯先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词这一直接证据，进而搜集间接证据的，查取过程几乎完全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据搜集方式较为单一，且难以获得间接证据并形成证据链条，增加案件侦破难度。 　　（二）贿赂犯罪主要以言词类证据为主，证据形式单一、稳定性差、较难固定 　　由于贿赂犯罪实施手段的隐蔽性的特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贿赂犯罪的认定主要依赖言词类证据，证据形式单薄，整个证据体系显得“先天不足”。侦查过程中常常先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得供述，再按图索骥查取相应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 　　就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言，通常此类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具有一定的职权和地位，具备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嫌疑人行受贿时手段隐蔽，赃款赃物明目众多，大多无明显的犯罪现场可供勘查。加之贿赂犯罪从作案到案发，中间通常间隔很长时间，给了嫌疑人充足的时间转移、隐匿、毁弃证据，因此极少留有实物证据，故而案发时很多人心存侥幸，或拒不交代犯罪事实，或交代后又翻供，反复不定。即便存在实物证据，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嫌疑人也会利用自身职权和地位形成的有利条件迅速将其隐匿或毁弃。 　　对于证人证言，由于贿赂犯罪行为方式上基本采取前述“一对一”的方式私下进行，因此从外围突破难度较大。在侦查领导干部贿赂犯罪时由于案件复杂，牵涉社会关系广泛，干扰多、阻力大。在贿赂案件中，行贿案的受贿者或受贿案的行贿者也可以成为指证嫌疑人的证人。但除少数索贿案件外，贿赂案件中的行受贿双方往往都是既得利益者。共同的利益追求容易促使双方达成“攻守同盟”，相互包庇。究其原因，还在于贿赂犯罪中行受贿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指证对方时，无疑也相应地增加了自己的罪行。虽然我国刑罚中明文规定对于自首和立功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在我国的刑法时间中对于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严格，能够在指证后真正实现免除处罚的少之又少，使得嫌疑人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