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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探索为例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具体体现。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地方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取得进展和成效的同时，也面临很多困难和矛盾。如何系统性设计和谋划适合自身特点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是各地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们以深圳为例，就此展开分析。 　　一、明晰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包括社会治理主体、客体和治理环境的现代化，也包括社会治理各种硬件和软件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就是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使社会治理更加科学、民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对一个地区或城市来说，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其社会治理动态提升的经济社会基础。深圳可谓创造了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大城市。这种高速成长，给深圳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但毋庸置疑，未来进一步成长的隐忧也越来越多。就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来说，深圳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但也积累了越来越多需要破解的制约因素和难题。 　　深圳从实际出发，在社会治理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包括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配置机制；以服务导向，更加重视精细化人性化管理；灵活运用特区立法权实现依法治理等。但必须看到，在经济发展不断取得奇迹的同时，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和越来越大的难度。一是人口激增、用地不足等因素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191万人，全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人；且人口流动性大，公共服务供给规划和布局难度较高。二是社会福利水平低、社会政策碎片化问题仍很突出。三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仍显薄弱。四是城中村等历史发展产物不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建设要求。再进一步分析，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和深圳自身“特制”会成为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性制约因素： 　　首先是“社会”短板。与经济快速增长相对应的，深圳社会事业领域发展则相对滞后得多。其次是土地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深圳的新地供应在几年后将几无可供。再次是“人口”制约。从人口总量看，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户籍人口稳步增长，常住人口则呈现直线上涨的态势；近年来进入人口稳定增长期。到2035年左右，实际人口有可能突破3000万人。从人口结构看，呈现年轻化、低素质、倒挂型、流动性的特点，增加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难度。第四是制度瓶颈。深圳市拥有特区和“较大的市”两个特殊立法权，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深圳市社会领域的立法仍然滞后，制度的相对欠缺，也使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精细化程度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最后是文化掣肘。目前深圳仍然缺乏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历史文化的价值评估和认定体系。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减缓和社会阶层的逐渐固化，深圳所特有的移民精神和文化气质正在退化。现有的城市文化若不加以提升和扩展，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现代化建设的“掣肘”。 　　在对一些制约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根源性因素分析的同时，还需明确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变化。深圳在经济、人口不断走向“大型”的同?r，城市空间则越来越相对“小型”化。城市的越来越“高密度”化，无疑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再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深圳正逐渐成为一座具有高度开放型的城市。因此，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比经济现代化的实现“难度”要大得多。在明晰这个现实基础前提下，系统设计和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就尤为重要了。 　　二、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现路径和策略安排上要统筹考虑、协同推进。以深圳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实践探索为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和策略主要有： 　　（一）加强党建和民主法治建设，共同打造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 　　一是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首先，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积极鼓励和引导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形成治理的合力。其次，形成严密的党建基层治理组织构架。对深圳来说，可积极探索构建以街道党工委为“龙头”、社区党委（党总支）为主要构成、片区网格党支部和小区（楼栋）网格党小组为重要支撑的党组织体系。最后，以“党建+”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党建为引领，打造全域“服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