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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突出贡献 　　摘要：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胡适开创以来，成为哲学家们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中国哲学史，用”历史与逻辑妁统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现。 　　关键词；哲学史；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突出贡献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091-03 　　 　　中国哲学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哲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而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则应当始于胡适。自此以后，哲学家们都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为自己确立哲学体系的首要工作，他们一改传统“我注六经”的范式，转而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即是其中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中西，兼容百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作了具有创见性的勾勒，著成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自成一家，冯契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又是什么?本文拟对以上两个问题做一探讨。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背景 　　 　　自胡适以来，哲学家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必先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人手，冯契也是如此。正如他在(冯契学述)中所言：“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版丁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著作，对自先秦直至1949年止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粗细条的描绘；二是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我的智慧说理论是在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并同西方哲学作了粗略比较后形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逻辑发展》的写作一方面是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逻辑发展 　　最早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始于1914年的北京大学，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应从胡适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算起，这本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传统经学研究模式的批判与抛弃，开创“六经注我”的研究路径，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震动，但是胡适由经学转向西学的研究范式也必然会失去中国哲学自己的特点。冯友兰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提出“释古”的新研究路径，把中国传统哲学分为“经学”和“子学”两个时代，先秦时期的哲学称之为“子学”。而汉朝至康有为称为“经学”，之后，中国哲学则进入了“后经学”时代。他提倡以“后经学”时代认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走出经学体系，区分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与实质系统，使中国哲学史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同时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但是，冯友兰以“释古”的方法试图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尽管冯友兰看到了中西哲学对应性和同一性的区别，但他也很难准确处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一致的内容。“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问题不相一致的内容称为‘哲学’纳入到中国哲学史。似乎有点勉强；如果不纳入，则又无法显示中国哲学特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就是把中国哲学史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相割裂。“这意味着，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来讲，形式系统只有现代性问题而没有民族性问题，实质系统只有民族性问题而没有现代性问题。” 　　张岱年是继冯友兰之后发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又一人，他综合胡适的“疑古”和冯友兰的“释古”。以“文化创造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化创造主义’的根本主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创造的综合’。”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吸引和借鉴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是集各家精华于一身的集大成者，可以说，张岱年是中国现代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体系。王向清在《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文中指出：“《中国哲学大纲》主要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不是一部创立哲学元理论的著作。……因此，‘天人新论’的哲学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冯契继承和发展了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人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统领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与问题重新进行梳理，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并且将唯物辩证法贯彻始终，把中国哲学史研究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