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治化中主要社会规范和谐调整机制构建.docVIP

农村法治化中主要社会规范和谐调整机制构建 　　当今社会是个资源稀缺的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显得尤为重要。法律、政策、道德以及各种礼俗、习惯、乡规民约等，作为调整和治理农村社会的重要规范资源，无论放弃或轻视哪一种，都将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此，在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农村社会由计划的、乡土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市场的、城镇化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冲突复杂多样的关键时期，能否使法律与政策、法律与道德以及各种礼俗、习惯、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构建起和谐的调整机制，形成治理农村的合力，为新农村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规范支持，就成为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政策与法律的互补 　　 　　政策是党和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目的而制定的行动方案。从农村范围来分析，政策和法律究竟谁是更有效的治理手段，确实是一个难题，很难作出统一的定性。 　　与法律相比，政策具有决策迅速、果断，灵活性、针对性和适应性强等优点，尤其是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时候，政策还可以起到弥补法律空缺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度忽视法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法制建设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农村生产关系长期处于不定性的状态，不具备全面、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立法的条件，因而农村各项改革的启动和深化，主要还是依靠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适时发布的政策来推动。最明显的体现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制定出台的八个“1号文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1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近年来，由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能力不高，所以自2004年又连续出台了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 　　这八个中央“1号文件”的施行，对实现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使农村焕发了勃勃生机，使农民得到r实惠。而农民又是比较注重实际的群体，加之政策在农村的强大宣传攻势，确实做到了政策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政策治理农业和农村也有其固有的缺陷，这是由政策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政策通常主要甚至完全由原则性规定组成，可以只规定行为的方向而不规定行为的具体规则，缺乏可操作性；除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外，大量的具体政策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变动性较大，很难有长期和稳定的效果；政策主要依靠宣传教育和行政手段加以贯彻实施，执行不执行，执行得好与不好，除了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依据外，没有明确要负什么责任，也没有追究责任的标准和手段，而法律规定中的执行与不执行、执行得好坏，直接同相应的法律责任相联系。政策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足以为社会提供规范、权威和稳定的具体行为规范，不足以长期有效地保障农村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三农问题的解决，政策稳定是关键；而稳定政策，法律是保障。尤其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各方面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会不断出现，单纯依靠政策或单纯依靠法律都难以调整和解决。只有使二者各司其能，协调互补，在宏观层面发挥政策的调整作用，在微观层面强化法律的规范力度，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从目前的法治现状看，我们要着重解决好政策与法律的互补关系问题。一方面，对于当前农村社会依靠政策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发展基本定型、认识相对成熟的内容，经实践证明有效的政策特别是惠民、利民等政策以及农村改革成果等，应当尽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化、条文化、具体化，使之长期、稳定地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律无论如何严密，总有其落后于实际、落后于形势的固有局限性，在制定的法律中永远会有不完善、不详尽之处。为了更好地解决法律与发展中农村的实际矛盾，制定完备而不繁的法律，辅之以灵活性的政策指导，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凡是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改革总要有一个探索试验阶段，一些探索性的政策规范还需要继续活跃在农村社会生活中。 　　从未来的法治目标看，我们又必须要逐步转变长期形成的政策思维定势。在向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过渡中，法对农村社会的调控应不断加强，法律调整应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取代原来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政策应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能再与法律一起在微观层面并行，其规范性要相对降低。所以当农业和农村出现问题时，我们需要党和国家政策予以方向上的宏观指引；同时要善于以法律的视角思考问题，善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法律途径。 　　 　　二、道德与法律的并治 　　 　　现实的广大农村，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