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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和城乡二元体制的持久存在，致使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渐趋凸显。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确认了关系为本社会工作介入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留守儿童问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为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之行动策略上，从微观视角出发，借力个案工作修正弱化的亲缘关系，促进农村家庭成员角色的价值回归；从中观视角出发，依托小组工作建构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同辈群体关系，增强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关怀；从宏观视角出发，借助社区工作增加社会资本与重拾邻里关系，重建社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进而为治理该问题提供新的省思视角。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治理；关系为本；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5-0070-06 　　一、日益凸显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在城市社会的引力下，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以期改善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条件；但城乡二元体制的持续存在造成了以教育、医疗、住房等为基本内容的权利平等和政策公平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致使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和限制。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城镇化加速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伴生物。“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1]。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 年研究报告显示，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0%，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2]。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了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值得深度关注、深入追问和深刻省思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治理的制度化路径而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消除人口流动的隐性制约是化解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切入点。然而，当前中国需要渐进转型和稳定发展的社会现实使得以快速的制度性、结构性变革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之路径难以奏效。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这意味着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从当前的社会现实看，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仍持续扩大，问题呈现的范围不断增加，诸如心理健康问题、学习成绩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等仍困扰着诸多留守儿童。如何有效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了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促使学界对之进行深度解读和理性省思。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应对策略的理论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中国政府在推行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又是学者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介入点之一。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简要梳理，我们发现，学者关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难题主要从两大策略来展开研究：一是“清源”策略，即通过政府的政策调适来抑制农村留守儿童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而从源头上加以治理；二是“疏导”策略，即通过建构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来化解既有现实问题，进而从内部加以引导。 　　就“清源”策略而言，农村留守儿童是城镇化发展的伴生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必然结果，因此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与上述因素紧密相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①的提出和践行，体现了我国政府在治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上的政策调适。其中，保障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降低落户门槛，实行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化落户政策等，为抑制农村留守儿童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社会政策与正式制度支持，进而起到了“正本清源”之功效。与此呼应的是，杨舸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指出，“中央及各级政府应该肩负起各自该承担的职责，打破制度壁垒，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平等享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权利”[3]。卢利亚也认为，作为社会变迁的直接主导者，政府理应担当道义，通过制度建设，从源头上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提供政策制度支持和工具性支持[4]。此外，段成荣等人借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消除留守儿童产生的条件，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5]。 　　从“疏导”路径看，相关学者从多学科、多维度视角出发，对治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应对路径。就留守儿童的主体构成而言，张继兰认为，在农村治理中除去政府以外，还需要比较独立的乡村社会、具有公民意识的村民以及发达的农村组织，尤其是需要各个主体的互动合作机制[6]。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被纳入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范畴中。辜胜阻等认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各主体的多管齐下，尽力发挥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位一体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