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评曹前后矛盾性试析.docVIP

刘勰评曹前后矛盾性试析 　　摘 要：本文通过对刘勰评“曹”的前后矛盾性分析，得出了刘勰文艺观具有理性意识。他在《明诗》篇中褒扬以“曹氏”为代表的建安作品，但“扬”非全“扬”；在《乐府》篇中，他贬抑“曹之三祖”的作品，但“抑”非全“抑”。在品评的过程中，刘勰不同的“乐府观”和“诗歌观”在双重展现，这不仅体现了刘勰文艺观具有理性意识，更体现了刘勰作为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家所具有的敏锐眼识。 　　关键词：评“曹”；“扬”非全“扬”；“抑”非全“抑”；《明诗》；《乐府》 　　本论题的直接启示源于《文心雕龙》的乐府篇和明诗篇中对曹氏作品的文字评述。《文心雕龙?乐府》篇指出：“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认为，到了魏国的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虽然“气爽才丽”，但他们“宰割辞调”，实在是音调浮靡，节奏平庸。看他们的《苦寒行》、《燕歌行》等篇，不是叙述宴会，就是感伤羁戍之苦，情志放荡，文辞哀怨，“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贬抑之辞，可见一斑。然而，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刘勰却称赞建安诗（以曹氏集团为代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等，褒扬之情，溢于言表。同一位评论家，同样的品评对象（曹氏作品），前后的品评差异竟如此之大，颇令人费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笔者结合《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文艺观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就文本自身来看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诗、乐、舞三位一体，都是因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产生，且互生互补，达到对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可见，诗与乐相融在一起的传统在我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源远流长，谈诗常涉乐，论乐也每每谈及诗，这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事实决定了这一点。《明诗》篇言“诗”，大家都很明确，自不必赘述。那么，《乐府》篇呢？《乐府》篇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本心术”，“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等，《乐府》篇在强调一种可以入乐的诗，其着重点在“乐”上。然则，诗乐一体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具体把诗和乐府分开来确实不易。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通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混淆也”。黄氏还说：“诗乐界划，漫汗难明”。可见，把诗与乐府作一区分实非易事，而刘勰肇其始做了这份工作，在《明诗》篇之外再作《乐府》篇，把乐府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来看待，与诗相区别。“抑”非全“抑”和“扬”非全“扬”便是在这样的文论语境中实现的。 　　（一）“抑”非全“抑” 　　《乐府》篇中道：“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在批判“魏之三祖”的作品是一种浮靡的音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的风格与作品，说他们“气爽才丽”是很不错的，只是在改作歌辞曲调时，难免“音靡节平”。并且，刘勰还肯定了他们的乐调，称其为“三调之正声”。在《乐府》篇的后半部分，刘勰提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夸曹植、陆机都有好的乐府诗，这明显是对曹氏家族之人曹植的乐府诗创作有褒扬的意思。另外，刘勰在对“魏之三祖”品评的态度上，语气缓和，言辞客观，只是站在一个评论家的立场上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出来而已。总之，从全文的语境上和文本自身来看，刘勰对“曹”（包括曹操、曹丕、曹植、曹?）作品的品评，绝不全是贬抑之辞，其有自己内心的尺度。此所谓“抑”非全“抑”。 　　（二）“扬”非全“扬”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所同也。”刘勰在《明诗》篇中赞建安诗（以曹氏集团为代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妨仔细推敲一下此段文字的表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肯定的是曹丕（文帝）、曹植（陈思王）的为文气势与才力，称赞他们为文的气势“慷慨”，才力“磊落”；在表达感情，述说事理方面，他们不空谈，即“不求纤密之巧”，只求把自己要表达的感情、事理充分地表达出来，即“唯取昭晰之能”；此外，刘勰对他们的文思驰骋而有节制也有肯定，如“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那么，“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