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运动之于知识创新民主化意义.docVIP

创客运动之于知识创新民主化意义 　　从2005年至今，创客运动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史。它已经、正在，并将对全球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在我国，创客运动方兴未艾，创客队伍日益壮大，创客社区和创客空间遍地开花，创客的创新成果亦纷至沓来。值得注意的是，创客运动正在成为国家意志。国内外学者对创客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对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影响，而对创客运动之于知识民主化，尤其是我国急需的知识创新民主化的意义研究尚未受到重视。 　　近现代社会之前，创造知识的主体长期被宣称为上流社会，包括君主、贵族和广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广大民众通常是作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的创造者而存在。尤其荒唐的是，他们即便有所创造、创制、创新，也总是被嗤之以鼻。在知识面前，广大民众毫无知识话语权。然而，创客运动正在改变这一切，其根本原因是它为广大民众打开了知识创新民主化的大门，让普通人成了知识创新的主体。 　　知识创新民主化的工具 　　创客运动使用的技术为知识创新的民主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美国一些创客运动研究人员早就注意到了创客运动的民主化、大众化本质。他们发现，创客运动借助价廉的硬件，便捷的数字化制造，便于分享的软件，设计创造出新的产品。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马丁（Lee Martin）教授提出的创客运动的三要素中，列第一位的就是数字工具，包括迅捷便利的原型设计工具和低成本的单片机平台。 　　知识创新主体民主化浪潮的涌动，不单单得益于现代技术。万众之所以能创新，成就自己为知识创新的主体，还在于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结合。中外各地的创客实践表明，创客运动的基础性活动大多源自于长期的爱好、日常技术和传统的工艺制造；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近年来得到了数字制造技术工具和在线网络的强劲推动，使得那些原本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而难以成为知识创新主体的普通百姓也能进入创客空间，分享点子，切磋技艺，创制产品。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知识的历史传承和知识的创新两者之间相得益彰、交相发明的互动，才有力地推动着广大的公众进入“艺术、科学和工程等方面的创造性的生产，在那里，不同年龄的人们将数字技术和物理技术相融合，以探索点子，学习技术性技能，并创造新的产品”，创造着“实用的、能与之互动的，并能展示的东西”。 　　知识创新民主化的客观环境 　　创客创建的创客（空间）社区为知识创新民主化提供了客观可靠的环境。作为创客文化的载体，以分享技术、交流思想为乐的创客所创建的创客社区，其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发源于欧洲的“黑客空间”，其中最著名的是赫伦德（Wau Holland）创建的以揭露重大的从芯片到PIN再到智能手机等技术安全漏洞而闻名于世的“混沌电脑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创客的领军人物奥特曼（Mitch Altman）参观了欧洲的“黑客空间”以后将这个概念带回美国，在旧金山建立了Noisebridge创客空间。 　　就其与教育界知识创新联系的密切性而言，创客空间首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格森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教授创建的知识接受与知识创新的一体化的FabLab。本质上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创客空间，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新颖的教育环境。在这里，工程原理、机器人原理以及设计原理构成了核心，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行生产而不是购买或外包他们所需要的工具的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今天，在创制基金（the Fab Foundation）的支持下，遍及全球各地的 FabLabs得到了包括培训和局域网开发等在内的多样化帮助。随着MIT的FabLab网络的不断延伸，创新2.0时代的个人设计、个人制造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激发了全球的创客实践。换句话说，创客空间的延伸使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的FabLab探索真正从MIT的实验室网络脱胎换骨地走向了社会大众。 　　在走向大众的趋势下，作为由创客们志愿发起组建的创客空间已经成为创客们交流创意、实现创意创制分享和操作的平台。只要步入这样的平台，人人都能成为知识创新主体的思想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创客空间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成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四大现实可能性：空间的开放性、创客种类的选择性（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与一定的支付能力，你可以加入多个不同种类、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的创客空间），创客思想的分享性和创客创制的合作性。 　　除了教育机构、企业和民间自发组成的创客社区之外，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公益性的非盈利机构等也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创新的民主化进程。这些准教育机构极大地激励了来自于不同年龄层次的创客空间的能量，将之汇聚成流，注入认知和创新体验。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瑞思尼克（Resnick， B.）所认为的那样，创客理念的引入，迫使人们必须重新界定什么是图书馆。如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