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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智化寺汉藏佛教艺术融合特点 　　[摘要]智化寺虽为明初的汉传佛教寺院，但为数众多的密教曼荼罗、真言、咒牌、种子字等均体现出藏传佛教对它的深入影响。很有可能智化寺在王振位高权重的背景下，受到宫廷藏传佛像的影响或者宫廷藏传佛教的工匠直接参与了智化寺的具体修建工程。馆藏的转轮藏、曼荼罗藻井、佛造像、天花彩画等充分表现了汉藏佛教艺术的交融，使智化寺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特点。 　　[关键词]智化寺 汉藏佛教 艺术融合 梵字解读 　　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内的智化寺，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初为英宗皇帝宠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所建家庙。智化寺现存中轴线上的四进殿宇基本保存完好，目前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对外开放。智化寺建成以后，英宗即赐名为“智化禅寺”，历代住持皆属临济宗派，是典型的汉传佛教寺院。然而寺内所藏的部分遗存则表现出藏传佛教的艺术因素，这无疑体现了当时藏传佛教对智化寺兴建的影响以及汉藏佛教艺术交流融合的兴盛。 　　一、智化寺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历史背景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始终是藏?鞣鸾淘谀诘卮?播的中心。 　　随着元朝忽必烈邀请西藏萨迦派祖师八思巴人大都，封为国师，授其玉印，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人北京。其后，元统治者们愈加尊崇藏传佛教，汉藏两族的僧众、艺人频繁往来于汉藏两地建寺、造像，互赠礼品，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艺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明朝在借鉴元代治理西藏策略的基础上，推行“广行诏谕、多封众建”的怀柔政策，大行敕封、赏赐之道。据文献记载，明永乐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奉，为藏传佛教继元朝以来在北京的再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明中后期历代皇帝（除嘉靖帝喜好道教以外）基本沿袭明成祖的政策路线，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日益兴盛，前后在北京兴建十余座藏传佛教寺院、亦在宫廷创办“佛作”制造藏式佛像等，使得藏传佛教在北京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北京地区的大多汉传佛教寺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同时期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汉藏两地佛教艺术文化的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 　　明代帝王们躬行信奉藏传佛教，身边的宦官“上行下效”也纷纷皈依信奉。他们凭借自身的特殊身份，不仅获得了与藏传佛教及其僧团广泛接触并建立联系的机会，成为扮演宫廷藏传佛教兴盛的重要角色，而且以祈愿国家繁荣昌盛、天子福寿万年种种缘由请建寺院、赐寺额等，大兴土木。这些寺院的修建，基于国家崇奉藏传佛教的政策以及修建者们的信奉，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实属必然。 　　正统时身为御用监太监的李童于正统四年（1439）捐资在北京西山修建的敕赐法海禅寺，不仅集众宦官捐资兴建，还有众多的藏族喇嘛捐资助建、甚至参与了寺院修建具体的施工，可见法海寺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智化寺虽未发现直接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字记载，但是在宦官王振位高权重的背景下，他又作为法海寺的捐资人之一，智化寺受到当时宫廷崇奉的藏传佛教影响的可能性极大。并且智化寺的修建年代（1444年）与法海寺（1439年）非常相近，两座寺院保存的佛造像、藻井曼荼罗、天花彩画等文化遗存也十分相似，表现出汉藏佛教文化融合的艺术特点。 　　二、智化寺汉藏佛教艺术融合的特点 　　智化寺现存四进殿宇，第一进是智化门、钟楼和鼓楼；第二进中央为智化殿，大智殿和藏殿分列东西两侧；后两进院主建筑分别为如来殿（二层又称万佛阁）和大悲堂。位于钟楼所藏的铜钟和藏殿的转轮藏、藻井曼荼罗以及各殿的佛造像、天花彩画等均出现有藏传佛教的艺术因素，表现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特点，体现了明代宗教思想发展的多元性。 　　（一）智化寺铜钟 　　智化寺铜钟置于钟楼内，钟高169cm，口径105cm。钟体上部为双头蒲牢纽，钟身上部铸有“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牌，附“大明正统九年九月…日制”的题记，钟裙铸有定方位的八卦图饰，均属于汉式风格。钟体肩部饰一周24朵莲瓣，钟腰以多道粗细相见的凸弦纹将钟体分为上下两部分，各有四个区，在莲瓣之上、莲瓣之内及钟体的上下各区内均铸有梵文经咒。（图1）这些梵字经咒包括有佛、菩萨的种子字及四大天王咒、无量寿佛心咒等二十余部（见表一），表现了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 　　（二）转轮藏 　　转轮藏相传是由南朝梁代付翕大夫（497-569，又称善慧大士）创制，取自转动大藏经之意。《释门正统》的《塔庙志》有云：“初梁朝善慧大士（付翕玄放风）憨诸世人，虽于此道颇知信向，然于赎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于诵读一大藏经正等无异。”《付大夫集》卷一载：“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由此可见，付大夫创制了汉式风格的转轮藏，其初衷是集藏经与传教于一体，以方便信众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