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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社会实施模式理论建构及路径选择 　　摘 要：从实施机制的角度看，我国劳动法实施不力的困局在于对国家实施机制的过度依赖。社会实施模式具有自身的优势，能够弥补国家机制的缺陷。其体系结构主要包括以多元社会组织为核心的实施主体及其实施方式，以社会权力为后盾的保障手段。其实效性离不开成熟自主的公民社会、有效的法权保障和昌达的公共理性精神的支撑。应从社会本位劳动法治模式的建构、相关社会组织制度法规的完善、工会维权能力的制度化塑造、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法制化培育等方面，建构我国的劳动法社会实施模式。 　　关键词：劳动法；国家实施；社会实施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3-0089-07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劳动法的实施不仅事关劳动者基本人权的保障，而且关涉劳动关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从实践看，我国劳动法的实施效果一直差强人意。例如，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劳动法》实施10周年的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各地存在拖欠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超时加班现象普遍、欠缴社会保险费现象严重等突出问题[1]。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情况时也发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及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偏低，部分已签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规范、履行不到位，集体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等[2]。此外，学界的诸多调研也揭示了类似的问题，如郑广怀、孙中伟基于对2006年～2010年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在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低于法律文本规定的“次标准”，该标准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架空了劳动法律文本，将违法形塑为常态，使得农民工劳动权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3]。劳动法完备的制度表达与虚脱的制度执行之间的反差，不仅造成了劳动法本身的信任危机，而且因劳动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了社会危机，危及社会稳定。近些年来，高发、易发的群体性劳动事件便是典型例证。 　　一般而言，劳动法的实施主要包括两大模式：国家实施和社会实施。国家实施主要是指以国家为中心，通过劳动行政、劳动审判等国家机器及其强制手段，确保劳动法确定的权益得以落实；社会实施则是指相对独立于国家以外的社会主体如各种社会组织、公众等，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及手段自主能动地推动劳动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从实施机制的角度看，劳动法的实施困局在于我国劳动法对于国家实施模式的过度依赖。该模式迷信国家的全能作用，忽视社会力量及其资源在国家法实施中的监控和督导作用，从而造成实施中的执法腐败、选择性执法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劳动法的实施绩效大打折扣。为破解此困局，本文认为在国家实施机制的缺陷还不能有效克服的情势下，应转换思维，强化劳动法社会实施模式的建构，力求从外部冲破国家实施路径的依赖，发展一种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互补互控的二元实施体系，从而优化劳动法实施的制度环境，重塑劳动法律权威，提升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法治化水平。 　　二、劳动法社会实施模式的价值优势 　　作为一种独立的实施机制，劳动法的社会实施具有国家实施所不具有的优势，能弥补国家实施之不足，监控国家实施之惰性。 　　第一，实施资源充足，有利于减轻国家实施的压力。国家实施机制主要依赖国家权力体系及其官员，其组织规模、人员和经费等要受制于预算、编制等制度制约，并不能无限扩张。这在客观上造成劳动行政、劳动司法等国家实施机制的有限性。在实践中，劳动监察机构疲于奔命、劳动仲裁员“累哭”、劳动法官“厌审”等现象，都反映了国家机制的限度。劳动法的社会实施是国家之外的社会主体，包括劳工组织、行业协会、雇主团体、媒体组织、消费者组织、劳动专业中介组织等各类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企业组织。此外，无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公众，亦可基于公民精神的驱动，通过舆论、投诉、公民调查等社会行动推动劳动法的实施。这些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公众利用舆论、组织、思想文化等资源，监督劳动法规的实施、化解劳动争议，能够有效弥补国家机制在人?T、经费、手段等方面的资源不足，缓解其压力。 　　第二，实施程序灵活，有利于弥补国家实施的回应性不足。国家实施机制（如劳动监察、劳动司法等）要遵守严格的程序法定、职权法定原则，反应较为迟钝，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劳动侵权案件的救济。而社会实施机制（如消费者运动、媒体监督等）属于一种非正式实施机制，无须遵循严格的权力运行程序规则，机动、灵活、快捷，能够及时介入劳动法实施过程、监控劳动违法行为、调处劳动争议。 　　第三，实施手段不依赖国家强制力，有利于激发劳动主体的守法意识，降低实施成本。国家实施模式主要依靠行政处罚、司法制裁等强制力作后盾，形成威慑，强迫相对人遵守劳动法规。而社会实施模式主要借助舆论谴责、社会压力、社会组织的自治力以及国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