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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二十年 　　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向，即欧美式的学术机构在各地纷纷成立，最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综合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①中央研究院因其是全国性的学术研究机构而备受学者关注，但对有关唯一的地区性综合国立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则不多，尤其是其下设的史学研究所更少有人论述。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试对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二十年发展历程作一简要叙述。 　　 　　一、史学所的历史沿革 　　 　　1929年教育部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任命李石曾为院长，李书华为副院长。研究院原拟设七个研究部门，每部下设若干研究所和研究会。史学研究会于同年11月成立，地址设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史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开展工作，聘任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有会员25人。1931年成立考古和调查编纂两组，聘徐炳昶为考古组主任。1935年，北平研究院对机构进行了简化。史学研究会也于1936年7月改为史学研究所，分历史与考古两组，吴敬恒为常务会员；历史组任命顾颉刚为主任，考古组任命徐炳昶为主任。②由于卢沟桥事变前一两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已十分明显，为保障学术研究工作的进行，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陕西，并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卢沟桥事变以后，1938年4月，李书华在昆明北郊黑龙潭龙泉观设立办事处，史学研究所也在此时迁来昆明。当时因战事影响，北平研究院的经费曾停发数月，随后各项经费均减成支给。史学研究所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仍坚持部分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的各研究机构相继复员，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史学所的主要活动 　　 　　李书华曾将北平研究院的二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创设发展时期（1929―1937年），抗战迁滇时期（1937―1945年），复员至暂停时期（1946―1949年）。③以下按此来叙述史学研究所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 　　 　　1、创设发展时期 　　创设时期的北平研究院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每人均努力前进，使其工作早有结果或早日完成，以便提前发表，为最大目标”。④史学研究会在此一时期也发表了许多论文与专著，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成绩令人瞩目。 　　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便确定进行北平志的编纂。有关庙宇志与金石志的编辑，将北平划作十区，分区调查寺观坛庙祠堂并摹拓石刻。姚彤章、常惠、李志广、吴世昌、张江裁、许道龄等调查了北平城内外及西郊九百余处庙宇，每一处都进行详细记录。根据这些材料陆续撰成《北平庙宇通检》（许道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张江裁、许道龄），《北平金石目》（史学研究会编辑）。有关风俗志方面，有张江裁所撰的《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并辑有《燕都景物诗录》。在编写北平志前，史学研究会还曾编有《北平史表长编》。全书共分五卷，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北平成为近代文化中心的源流和兴亡交替的变化。 　　其它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主要包括：顾颉刚对《史记》的校点，对正文进行分段，并把三家注另行录印，编成现代标准读本《校点本史记》。其中誊录、校对工作由徐文珊担任，索引由孙海波担任。白寿彝对宋元学术史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为宋元学案人名通检的编纂，一为关于朱熹著述的整理，陆续撰成若干论文发表在《北平研究院院务会报》与史学研究会出版的《史学集刊》上。冯家?N、吴丰培则对边疆史料进行整理，冯家?N还对二十四史中四裔传进行分类、标点并制成年表；吴丰培对近代西藏方面的史料及其他关于边疆的书籍中罕见流传的部分亦进行整理、编订，出版有《清季筹藏奏牍》和《清代西藏史料丛刊》。此外，史学研究会还曾编辑《社会史料丛编》（四册），包括萧一山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院所搜集整理而成的《太平天国诏谕》和《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这与瞿宣颖所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三册）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浪潮推动下的第一次社会史研究热。 　　常惠等人对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进行了发掘。这是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北大研究所联合组成的燕下都考古团所展开的一项考察。事后，常惠撰有《易县燕都故址调查报告》。 　　1933-1935年，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连续对陕西丰镐、大邱、雍、阿房宫、陈宝祠等遗址进行调查，在宝鸡县发掘斗鸡台周墓，并在西安发掘唐中书省遗址（获宋吕大防刻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何士骥著有《石刻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之研究》，发表在《考古专报》第一卷第一号上）。1934年，由徐炳昶、苏秉琦、何士骥、百万玉、龚元忠等开始正式发掘宝鸡斗鸡台，主要目的是解决周民族及秦民族的初期文化问题。发掘工作共分三期，发掘后所得有石器、骨器、陶片、陶器、金花残漆器等多种古